时评锦集

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

高考来了。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紧张期待的气息。

安徽六安一所中学万名考生集体赴考，送者如堵。从图片上看，车内车外目光粘连，交织着渴望、紧张、担忧、不舍等复杂情绪。这两天，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触目可及。

高考日，从来都是一年中最让人揪心的时刻——不独是考生及家长，全社会都在激动甚至焦灼。不论什么新闻，但涉“高考”必火。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高考加分、高考作弊……任何一个关于高考的或事件，都会牵动全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问他的美国学生：你知道对中国家庭来说，最为重大、牵扯全家心态和投资决策的事件是什么——是孩子的升学。美国学生迷惑不解。他们当然不懂，中国高考，至少有三层重大含义：第一，这可能是一个孩子决定他的人生命运走向、人生高度和广度的重要时刻；第二，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改变命运且受到集体鼓励的机会；第三，这也是从国家层面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的公平竞争时刻。

用这样的心情再看高考新闻，送考也罢，考前宣誓也罢，交警全体出动为考生保障也罢，固然常被诟病是过度紧张，但是，从全社会对高考的这种尊重与爱护，我们能读出的，是对合理追求美好人生的体谅，是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敬重，更是对成为打通各群体上升通道的高考的保护。

如今，成才路径多元，但高考仍然是国家筛选人才的重要渠道。高考之所以被高度重视，盖因它是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语道破了高考

的重大价值。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正在修正之中。有从国家层面推动教育公平的，像今年起国家已决定提高重点大学的农村子弟比例，让“寒门”有机会出“贵子”；有从内有序推动，像高校保送与自主招生比例逐年扩大，在一些名校已超过一半，所谓“高考状元”因此已不再有炒作必要；有类似南方科技大学试图绕开高考的教改实验；还有自发进行的“用脚投票”，不少学生放弃高考，选择本科留学。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因高校学费高昂且就业艰难而弃考的困难家庭……

这种种围绕高考展开的新迹象，让我们亦喜亦忧。现在，中国教育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尽管我们仍然希望，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终达4%的基础上，更向世界平均水平4.9%靠拢——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思路和勇气。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也是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要让高考制度体现这样的目标：公平取士、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合理调节社会阶层有序流动、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基于此，至少在目前，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考依然有捍卫的必要。

所以，不必把焦点放在消弭全社会的高考焦虑症上，更艰难的改变在于彰显社会公平：无论是白领、蓝领，还是农民、公务员，都能受到尊重，都能充分表达自己，都有实现幸福的同等机会——到了那个时候，面对高考，任谁都会有平常心了。

现在，我们且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为考生祝福！

黄国胜：790万改造饭堂，广州政协多少人上班

广州市政协将耗资逾790万元改造位于二沙岛办公楼的饭堂，这一项目今年被列入市政协的部门预算并经广州市审议通过。昨日，广州市政协已经就此发布招标公告。(2013年7月23 日来源: 南方都市报)

790万元改造费用看起来其实也并不多，换算下来，广州市政协饭堂改造每平米平均造价2451元，相比过去报道的豪华装修，广州市政协说不定还有委屈的感觉，不过，广州市政协，一个饭堂占了两层楼，面积就达3225平米，3000多平方的饭堂，可容纳多少人就餐，不知道该政协有多少人在上班?

在广州市政协的网站上，查不到他们的实际工作人数，但，从其饭堂规模来看，上班的人数定不在少数，是广州政协工作人员超编了呢?还是其饭堂太大?说不定人家政协会说，我们的人数很多，有时候饭堂还不够用的呢，你想啊，我们要开会，得有多少政协委员来就餐。不过，如此联想下来，广州政协一年开几次会，都在什么地方开?用了多少钱?在哪就餐?这一切，都得要广州市政协来回答，要知道，政协花的钱，也是全体广州纳税人的钱。

今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郑重承诺，“本届任期内，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而中办、国办近日又印发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维修改造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严禁豪华装修。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发文要求，不得新建楼堂馆所，说不定广州市政协还要专门建一幢市政协就餐中心呢，当然了，就是不建，那装修的预算肯定也不会就790万，说不定1790万也未可知!

新一届做出削减开支的承诺，让民众看到了 “让人民过好日子，过紧日子”的决心。何以广州市政协竟然敢将上述禁令置之脑后呢?还堂而皇之地将1000万列入预算呢?的三令五申，广州市的有关部门为何充耳不闻?难道广州就是化外之地?

当广州还有38万困难群众为吃饭、穿衣、治病在奔走犯愁，广州政协却欲豪华装修饭堂，相关领导于心何安呢?

愚以为，广州市政协豪华装修饭堂的危险决策应该立即停止，广东省的纪检监察部门还应该就此事进行问责。豪华预算是如何出炉的?谁主导的?财政评审虽然砍掉了部分，不过仍然没有到位，是哪些人主持评审的?又是如何过关的?广州市又是如何审议的?有没有充分履行好审的职能?不妨公布一下又是如何来议的，又如何会将豪华装修预算通过的?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是大势所趋，广州的奢靡风不停，上级纪检机关的问责不启动，相信人民质疑的声音也永远不会断。请记住，人人都是推墙的手!

相关评论

陈云发：“大气功师”为何没保住刘志军？

原铁道刘志军案虽已尘埃落定，可似乎还在“余音绕梁”，刘志军案发前曾结交了“大气功师”王林，2006年王林为刘志军引见江西企业家邹勇，带邹勇到了刘志军的办公室，在那里，王林除帮邹勇“搞定”了一个“货场”赣西电媒集团之外，还大言不惭地对刘志军说：我要帮你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据2013年7月22日《新闻晚报》A1.19版转载《新京报》报道）。

王林据说有“特异功能”，其“气功事业”亦已经营多年，与诸多关系密切，又与许多社会名人有交往，这些年来他“以气功会友”，个人挣了巨额财产，在京、港、深等多地有房产，其中一幢别墅就有五层，还有数辆豪车。照理，如此“成功”的气功师应该是“有两下子”的，可他怎么就没能保住刘志军不倒？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刘志军搞，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的问题就暴露在人民群众中，会被人告到纪检检察部门去的。王林虽有“气功”，但他的功夫只能“覆盖”刘志军，却无法“覆盖”广大公众和知情者，所以刘志军办公室放“靠山石”也没用，它“镇不了”痛恨分子的老百姓。当然这是我按“气功理念”进行的一种歪解，实际上世界上既没有无限法力的“气功”，也没有能保人一辈子“不出事”的靠山石。

这些年揭露出来的许多，他们都是心理扭曲者，其世界观、人生理念上不相信党的思想路线，不信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相信金钱，贪腐后又担心东窗事发，于是便走歪门邪道寻求庇护，痴迷“气功师”能发功化解“危险”是一种，还有的人找巫婆、巫师、风水师进行禳解，希图蒙混过关，但可惜最后都是竹篮打水，刘志军的“靠山石”不过是又多了一场笑话而已。

至于这个“大气功师”王林，这些年暴富起来，似乎并不是纯粹的靠“气功发家”，而是把“业务”大大地拓展了。从《新京报》这篇报道中得知，2006年王林带邹勇去见刘志军后，邹勇拿到了项目赣西电煤集团，于是一下子送给王林50万礼金和京城200多万元的房子，光是这个项目，王林就拿到1740万元，邹勇称这笔钱不都是“礼金”。至于这个项目成功后，邹勇的公司从铁道部拿到多少“投资”？邹勇有没有用金钱“反哺”刘志军？报道中都没有说，刘志军案审理时也没有涉及，这不免让人疑窦丛生，看来刘志军案的“余音”仍将继续“绕梁”不去。

但从王林为邹勇牵线搭上刘志军这件事上，说明王林并非真的在靠表演气功致富，他的“业务”是借气功做幌子，以此傍上，然后为企业家与的权钱交易“拉皮条”，从而成为了链上的重要一环，他的行为已超越了法律底浅，越过了气功惑人的底线。从王林与刘志军、宋晨光（原江西省政协副、）的交往中，说明这个人气功以外的“水”特深，看来很值得有关部门查一查。

人民日报：干部不领 水牛掉井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这是焦裕禄的一句名言，颇耐回味。

虽然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但如果没有领导，这力量有时就发挥不出来，如同一头水牛掉进了井里，有劲无处使。群众盼望好干部、好班子，“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选对一个人，富了一个村”，就反映了这种心声。同时，群众又打心眼里反感那些昏庸之辈，“一将，累死三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便是生动例证。

从一些发达村镇的发展历程看，虽然条件禀赋千差万别，有的拥有资源，有的拥有技术，致富门路也各不相同，却都有一个好“带头人”。百姓所以能走出贫困、走向富裕，有一个好带头人是决定因素。他们是百姓眼里的“小能人”，懂得利用各种条件和优势，没有条件也善于创造条件，能够在贫困中找到致富门路，在困境中开辟新路。

一个单位人浮于事、人心涣散，一项工作久推不转、久攻不克，都可以从领导班子或“一把手”身上找到原因。领导带头，万事不愁。不领就是缺位，不导就是失职。但是“领”就要敢为人先，注定有风险；“领”就要率之以行，肯定多流汗；“领”就要较真碰硬，难免唱“黑脸”。所以，怕担当、怕吃苦、怕得罪人的干部，就不愿“领”、不敢“领”，也不会“领”。

党员干部在“如何领”上，也容易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强迫群众干这干那，“好心办坏事”的失误、“逼你致富”的霸道、以“民”相污的戾气，大多在于患上了“急性病”；二是放弃领导责任，那些“差不多就行”的积习、“等靠要”的心理、“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思维，就在于患上了“慢性病”。

在带领群众的过程中，干部只能是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代替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刘少奇说：“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在现时代，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干部的角色定位更是如同准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但不能化解矛盾，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不但不能赢得民心，反而失信于民。

没有本领难领路，不讲方法领错路。同是“领”，有的领上了快车道，“激浪轻舟疾若风”；有的领上了慢车道，“雪拥蓝关马不前”；还有的领到了歪路、邪路，“径回路绝飞鸟还”。正确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乃是“依靠群众”。焦裕禄仅在兰考工作470多天，但他使兰考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今焦桐仍在，仿佛无声诉说当年故事。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在于他懂得如何依靠群众。在当年的起重机厂工作时，焦裕禄为车间基层干部总结了“十条工作经验”，“要依靠群众”就位列第一条。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入推进，如何把群众路线这个法宝活用于今天的火热实践，如何更好地“带头”“带领”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值得各级干部思之行之。

http://star.news.sohu.com/20130724/n382410887.shtml star.news.sohu.com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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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7/24/nw.D110000renmrb_20130724_3-04.htm report 1391 辛士红“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这是焦裕禄的一句名言，颇耐

回味。虽然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但如果没有领导，这力量有时就发挥不出来，如同一头水牛掉进了井里，有劲无处使

梁江涛：撤销的十条建议

第一，撤销所有城市、地方的局，由牵头各地组建市容秩序大队。

第二，现有人员不管有无编制；不论何种身份；不论何种职级，根据本人自愿，参加从警考试。由人力资源部，组织全国统一考试。对放弃从警的，有编制人员按所属编制性质安排非行政执法类的事业单位。对有编制人员参加考试未考取的，除按照上述有编制未考试人员同等安排外，按考试成绩划定分数线列入市容秩序人才储备库。对没有编制人员，一律清退，按照从事工作的时间，由财政发给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不超过1万元。

第三，每年招录一次秩序，列入公考同步进行。对第一次参加从警考试后列入人才库的人员，不论是否符合公考条件，可按照一定的比例最迟不超过三年直接录入秩序，与公考合格者同等待遇。是否录清库内人员由地方人力资源会同机关确定。此后撤销储备库，直接与公考并轨。

第四，市容秩序接手现有所有职责，设立三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一不罚款，二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三不向被管理人收取任何费用。有问题找，来，发现违章违规现象，一律以劝阻为主。对于协助清理现场的被管理者误工误餐的，到局吃工作餐并发给一定的误工补贴。

第五，过渡期内要做的一是立法，建规矩制度，与全国抓紧搞一部城市服务

法出来。还有这支队伍要适应新时期的民众诉求，彻头彻尾地转换工作套路，以人性化服务为主。过渡期内对重大违章行为不听劝阻的，先通过媒体公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以之名诉诸上一级，由裁决执行。

第六，县级以上城市强制性设立两大区，一是摊贩营业区，自由出入，终生免费。二是自由盈亏区，所谓“盈”，就是小贩可长驱直入，摆摊设点，不受。所谓“亏”，就是城市因特殊时期需要，请商贩公民协助暂时离开（或部分离开）原来划定的区域。如客观上造成直接损失的，由公共财政给予全额补偿。具体补偿办法由各地根据本地物价指数与用工价格等做出规定。

第七，秩序突出公共服务，对小摊贩就是要像对待企业那样，放权、放心、放手，摊贩无须办理任何手续，过渡期结束也不收任何费用，只要经营项目和商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就要为其摆摊设点服务，推动其守法诚信经营。

第八，市容秩序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如发现被服务对象需要其他部门协助安置处理的，一律负责到底，所承担的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根据专门立法，要承担城市烟油、噪声等环保事项的监管。各地应建立警贩俱乐部或警贩联谊会，适时以民间形式开展警民共建、联谊和对困难者帮抚活动。

第九，对市容秩序违规使用警械、打人的，一经查实，除依规依法处理外，一律予以除名。

第十，过渡期结束后，市容秩序依照专门法律运行。建立监督和网络监督制度，发生负面事件上网成为主要新闻的，当地市容秩序负责人、机关分管负责人立即引咎辞职。市容秩序队伍从此再无临时工。

http://star.news.sohu.com/20130723/n382339558.shtml star.news.sohu.com false 东方网 梁江涛 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30723/u1a7540198.html report 1415 第一，撤销所有城市、地方的局，由牵头各地组建市容秩序大队。第二，现有人员不管有无编制；不论何种身份；不论何种职级，根据本人自愿，参加从警考试。

新华网：一场大雨浇出了多少城市的原形

新华网昆明7月22日电（记者白靖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导致春城昆明变成“水城”：城区交通接近瘫痪，机场2000余名出港旅客滞留，万余户居民停电。就在去年，昆明投入巨资对40条城市道路进行提升改造；就在上个月，昆明花费大量人财物举办了南博会。但是，城市的面子，竟被一场大雨浇得现出原形。

在极端天气愈加多发的情况下，城市内涝已经成为困扰各地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记者去年调查发现，昆明市新修的景观大道排水系统存在造假：外表看似正常，井盖下面却是实心“水坑”，华丽的面子背后竟有见不得人的里子。

与昆明同样遭遇内涝的还有成都、武汉、广州等多个城市。尽管与入汛以来的暴雨、薄弱的城市排水系统不无关系，但是造假工程却如同引子无情地揭露出一些地方的丑陋面目。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一些地方投入巨资进行排水管网改造，但再次遭遇大雨照样水浸的实质。

作为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城市形象很重要。长期以来，地方努力打造城市“面子”，试图营造良好的城市形象。然而如果光鲜的城市面子背后却是落后“里子”，那么公众有权知道，这些造假工程背后有多少见不得人的贪腐勾当？还有多少造假工程没被发现？纳税

人的钱究竟去了何处？

面对频发的城市内涝，我们往往只关注城市快速发展与落后的基础建设之间的矛盾，很容易忽视各类工程背后的“猫腻”。从某种程度上说，“造假工程”反映的已经不是地方执政者的能力和水平，而是底线和良心，是执政者合不合格的问题。那些“造假工程”的染指者完全无视民生疾苦，完全违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原则，需要认真“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城市“里子”建设是民生工程，更是“良心工程”，挖出那些隐藏在民生工程中的“蛀虫”，才能真正让民生工程“解民生之忧”。

光明网：伤不起的“六成牛奶靠冲兑”

《中国经营报》2018期刊发《奶粉新政细则或成奶业“清退令”》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畜牧系教研室主任魏荣禄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国内的液态奶市场存在着普遍的欺诈行为，我保守估计，可能60%以上液态奶都是由奶粉冲兑的，里面添加了各种香精和添加剂。”

这一嗓子，逆转了公众对“专家”的认知。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内地乳业有点像郭美美事件后的红会，尽管戮力同心，却也多灾多舛。有一点的是肯定的：无论是哪个行业、哪种领域，真要洗心革面，必得刮骨疗伤，挠痒痒式的作秀疗法，迟早是自娱自乐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先生捅破了“窗户纸”，未必是件坏事，确实值得我们细究。

纯牛奶不“纯”，这显然比洋快餐的“冰块比马桶水还脏”更值得我们警惕。一者，牛奶消费越来越具有基础意义，“强大一个民族”的诉求中，它已经成为全民膳食意义上的刚性必需品。因此，液态奶的品质命题，显然不只是喝了拉不拉肚子那么简单。二者，根据2005年9月下发的《关于加强液态乳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用奶粉冲兑而成的牛奶必须注明“还原乳”或者“复原乳”，2007年下发的《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也有相关规定。如果专家爆料属实，有相当多的内地乳企难逃违规的嫌疑。三者，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纯牛奶还是奶粉冲兑的复原奶，应该标识准确，以“冲兑”冒充“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还是数字更有说服力：2005年到2008年，我国进口奶粉（大包，非小袋）一直在3万吨到9万吨之间徘徊，2009年猛增到24.5万吨，而2012年，我国进口奶粉60多万吨。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奶粉47万吨，估计全年会超过70万吨。短短几年间，我们进口奶粉的数量增长了近10倍。考量进口奶粉的去处，要么是做饼干等食品，要么是婴儿奶粉——剩下的，就是用来做液态奶了。排除法可知，10倍量的进口，并非食品与婴儿奶粉市场所能“消化”得了的，相当大量的奶粉，只能干着“冲兑成纯牛奶”的活儿。

如果非要说最近的反式脂肪酸事件是反垄断背景下外媒的“抹黑”，那么，国内专家对“六成牛奶靠冲兑”的分析，恐怕更像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揭黑”。当然，或者还须进一步厘清，专家揭穿的是不是“皇帝的新衣”，起码还有待权威部门及时回应。但我们还是要重温一个简单的逻辑：重塑国产乳业的市场公信，不能靠复读机般标榜自己“史上最好”，也不能气急败坏地把一切质疑与反思都归于“恶意”，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地与民沟通，把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递到与公众的手里。对于奶粉或者牛奶，其实我们的要求从来都很简单：一是合格、安全，二是少些天花乱坠的忽悠——因为我们爱国货、爱民族品牌，但更爱自家的孩子、自己的健康。

http://star.news.sohu.com/20130722/n382263412.shtml star.news.sohu.com false 光明网 http://guancha.gmw.cn/2013-07/21/content_8346014.htm report 1351 《中国经营报》2018期刊发《奶粉新政细则或成奶业“清退令”》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畜牧系教研室主任魏荣禄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新京报：机场爆炸案 实现正义不能靠盲目声援

据报道，20日18时24分，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一名叫冀中星的残疾男子引爆自制爆炸装置，本人受伤，现场无其他人员伤亡。据了解，这名残疾人来自山东菏泽，曾在广东东莞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了数年。

因为觉得自己蒙冤未白、申冤无望，所以想通过制造爆炸性的新闻，来引起相关部门和公众的注意——从事发情形和媒体报道的背景来看，或许就是这起爆炸案的缘由。一个人要通过这样残酷的方式表达诉求，固然可怜可悯，但这种明显违法的“舍命诉冤”，于己于他人于社会，都为害甚大。

尽管据现场网友见闻，冀中星在引爆之前曾提醒周边人躲开，似乎有别于以无辜路人为目标的“报复社会”——正因如此，在微博等平台，出现一些肯定该行为的声音——但如此在公共场合制造险端，于他本人而言，在本已遭遇不幸的躯体上，再添伤残，无疑会给今后的生活带来更多苦痛；于其他公众而言，这次爆炸虽侥幸未造成他人伤亡，但同样情形若再重演，未必同样幸运，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难测的后果。

而且，无论当事人是否蒙受冤屈，无论所处境地看来多么绝望，生命的价值都应高于一切。只要活着，总有讨回说法的希望；而孤注一掷，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即便引来特别关注，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是自己无法承受，甚至可能因为连累无辜，而陷入更深的绝境。因而，对这样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的行为，公众万不能将心底的同情，转化为口头的认同，这无疑是在鼓励自残，也是在拿公共安全冒险。

当然，呼吁公众理性、冷静对待这样的爆炸案，并不意味着有关部门可以忽视该男子的诉求。在爆炸案之后，相关部门做出了回应，令人不解的是，多地官方的说法，多有冲突之处。

冀中星户籍所在的鄄城县的官方说明提到：“冀中星和其所拉的客人龚涛遭到新塘村治安队队员殴打，致使冀中星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鄄城县的上级菏泽市则称，“冀中星和其所拉的客人龚涛与新塘村治安队队员发生冲突，冀中星受伤致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而东莞方面则说，“冀中星是与治安队员发生碰撞倒地受伤，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龚涛”。

如果按照鄄城县的官方说法，冀中星无疑是蒙受了巨大冤屈。但自2005年以来，冀中星先后到东莞厚街分局、国家信访局、委上访，并先后向东莞的两级举诉，最后都未能证明自己是挨打致残。其间，东莞方面出于“人道主义”给其10万元救助。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冀中星通过什么渠道上访，最终都是由东莞当地调查。

机场的爆炸声，让这数年前的旧案，再度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本来早应在法制轨道内解决，为什么当事人时隔这么多年，仍要通过制造耸人的爆炸诉说冤屈？希望有关部门负责任地重新核查该案，给当事人一个信服的结果，也让公众看到，正义的实现不是靠制造轰动事端和盲目“声援”。

毕晓哲：在“打死瓜农”上别昧良心说话

7月17日上午，在湖南省临武县城，瓜农邓正加与多名肢体冲突后倒地死亡。官方发布通稿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有目击者称，死者倒地前曾遭持秤砣重击头部。临武县委相关部门证实，17日上午确实发生小贩死亡事件，具体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而临武县委、县主办的临武新闻网发消息称，临武发生一起群众意外死亡事件。据介绍，当地、纪检等部门已开始调查工作，执法的正在接受调查。(7月18日新京报）

执法中的暴力现象并不鲜见，而发生在临武县城的“瓜农死亡”事件，至少与暴力执法已经撇不清干系。如果目击者的佐证属实，这名可怜的小贩将是又一个“牺牲”在暴力之下的“冤魂”无疑。“秤砣”，是确保公平称量的必要工具，其本身有公平公正属性，而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商贩用来谋生的“工具”，竟然也成了执法的“武器”、成为“害死人”的一桩“凶器”。这怎能不令人唏嘘。目前，如何仍然扑朔迷离，目击者亲眼所见为“秤砣重击头部”致死，而当地官方后来的回应称为“意外死亡”，孰是孰非，不应该成为一桩“无头公案”。

能否切实解决事实和死亡原因上的巨大“争议”，取决于官方态度，取决于有关部门是否真正用“良心”说话。一个可能的涉嫌暴力执法、致死人事件，影响是恶劣的，最终如果坐视“暴力执法”事实，可能被处理追究的责任人将不止一两人，就此，并不排除上级调查者、相关上级部门会采取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以消弥影响、掩盖事实。事件发生后死者的亲属对媒体披露称，家族里是公务员身份者，均被相关部门约谈，要求“顾全大局”。这已经曝露出事件的“处理者”、“调查者”，有护短和昧良心“说话”的可能。

然而，生命是无价的，人的尊严也是不容任何私利亵渎的。哪怕这条生命生前是如何的“卑微”，他生前是如何的困窘，生存状况是如何的艰辛，都应该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受到呵护与尊重。面对一个因为“所谓的意外死亡”的小商贩，官方新闻发布者、事后的组织调查者，应该拍拍自己的良心；身为公权者的良知，身为公权者服务公众的责任，应该放在这个“致人死亡的秤砣”上好好称一称，看看是否“够秤”。

庄严的法律终将成为解决纠纷、消弥不公的最后底线，也震慑意图违法者“放弃侥幸”。一个涉嫌暴力执法的致死人事件，相关执法人员、带队领导，在这一事件中已经涉及严重渎职以及滥用职权罪，已经可能触犯刑事法律、涉嫌故意伤害罪名。这将成为对维护弱者权益的最后保障，公众也希冀能看到法律主持公正的曙光尽快照进现实。事实如何，是“意外死亡”还是“秤砣打死”，不是个别公权者巧言令色就能掩盖的，不是“试图抢尸”和“管制”能够平息的，对于这件事的最终定性与处理考验地方公信。生命和尊严是平等的，当个别公权单位用公权暴力“非法”剥夺一名弱势者生命的时候，已经走到了执政为民的对立面；在面对无可辩解的“事实”，反而信口雌黄、试图掩盖什么的时候，离公众的信任只会越来越远。“秤砣”究竟是不是“打死”瓜贩的“工具”？不可能“永远”没有一个“交待”。

单士兵：吃镉大米没问题 雷语几时休

大米镉超标，危害公众健康，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在广东土壤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韶关市，当地农业局副陈少梦却称，镉超标大米不是毒大米，吃一两年没问题。16日，韶关市农业局通报称，事件发生后，该局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积极通过媒体向全社会不同阶层人士深表歉意，副陈少梦作了深刻检讨，并表示自己的说法纯属本人意见，并不代表单位观点。

这类雷话，对公众智商是一种侮辱，对公共情感是一种伤害，自然会招致一片骂声。这位叫陈少梦的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镉大米吃上一两年没问题”这样的话，是因为政绩思维让他失去了理性，不顾公共安全，不管公共情感，守在为自身政绩与利益构筑的那个狭隘空间里，来为自身利益代言。

镉超标意思很明白，就是不符合相关食品的安全标准。这种大米对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危害的，毕竟，慢性中毒也是中毒，也有损健康，这是常识。应对大米镉超标，需要站出来说话的，也不止于农业部门，比如，还有国土部门、环保部门等等。因为镉超标的重要成因，与土壤重金属污染有关。这实际意味着，镉超标问题争议，应该靠科学说话，用数据支撑。

问题是，尽管广东环保厅与农业厅都曾开启过对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监测工作，但是相关调查、监测的具体数据都没有公布。不愿意公开数据，不愿展示真实，只想模糊概念，只想敷衍，就是为了不影响各自的政绩形象与相关利益。在这种政绩思维和利益驱动之下，环保部门失去对土壤治污的动力，农业部门也缺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急迫感，只能在扯皮中，让公众为这些懒政和不作为支付更多的代价。

镉超标大米吃一两年没问题，这句雷语是对相关权力品质和人格的一次测试，更是对食品安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权责不分、问责乏力的一次揭示。这样雷语的重大警示，就是如果再不能真正尊重，对相关问题进行及时的系统的梳理与整治，在权力政绩的短视目光之下，一定会有更多的镉超标大米摆在百姓饭桌之上，吃进人们肚子里，让人们不断支付生命健康的代价。

洪绩：司机成了另类“临时工”为公务员顶包

广州市纪委日前公开曝光11个机关单位人员上班看视频、玩游戏、看股市等“庸懒散奢”案例继续发酵，媒体逐一采访核实，其中7个单位回应“不务正业”者为司机。由此引发连串追问：究竟广州闲养着多少公车和司机？司机是否成了另类“临时工”为公务员顶包？靠“科技＋曝光”能否治出公务员的勤廉作风？

治机关庸懒散奢，司机“不务正业”却成关注焦点，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公车数量富余、有些单位外勤少、严监管致使用率降低等因素令司机闲得无聊玩游戏也在“情理之中”。换言之，板子全打在司机身上似有失公允。而且，一些单位坦承不务正业的“也有一些干部”，也证明机关存在庸懒散奢现象是不争事实。

就事论事，案例中是否有司机冤做“替死鬼”尚待考究，揭开实有必要。若确认不少司机“被闲”，至少证明机关公车冗余问题依然未消，公车配置还需重新核定，该减则减，该裁则裁，不应继续用纳税人的钱养闲人闲车而助长机关的庸懒散奢。更进一步，也可考虑机关的公车改革实行社会化管理，以大幅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从纪委曝光机关庸懒散奢成批案例且有些属屡查屡犯来看，正视问题、探究根源及其祭出更有效整治之策，确实不容迟疑。

应该肯定，这些案例并不代表机关都清闲，公务员亦非都不务正业。正如有公务员“喊冤”道“真正的问题是岗位忙闲不均”，有的部门“白加黑”、“５＋２”是常事，而有些部门有些岗位却无事可做。尽管如此，有些机关的机构臃肿、冗员过多的问题依然不可回避。即便历经多次精简机构和大部制等改革，闲岗位闲人依然存在。机关人员即便不看视频、玩游戏，“一张报纸一杯茶过一天”、甚至出外打麻将享乐的又何曾少？

同时，各种庸懒散奢现象表征的后面是机关的懒政及公务员考核的松懈。一些政

府机关工作习惯于开会发文件的“上传下达”，办事拖拉，遇事推诿扯皮，服务意识薄弱，哪怕公众咨询热线电话也懒得搭理。公务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甚至升迁的歪门邪道畅通无阻。如此，公职人员庸懒散奢行为就成为必然。

必须指出，政风的好坏不可小觑，其直接关系到机关办事效率、公共服务质量，也关系到形象及其公信力。若机关在百姓心目中是清闲享乐之所，是“衙门”，必然牵动民心取向。这正是自上而下强调治理庸懒散奢的意义所在。

因而，对治庸懒散奢必须要动真格。除了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制度化，对庸懒散奢行为曝光，主动接纳媒体与公众对公权部门的监督外，还须对查实的事和人严厉查处，而不应仅停留于内部自我批评的“深刻反省”层面上。

更重要的是，须对庸懒散奢行为久治不愈的追根溯源，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仅靠“科技＋曝光”还仅是治标。要从更高的层面、以更大的气魄推进机构改革，明晰部门职能，科学设岗设人，强化绩效考核，对部门领导管理失职严厉问责，铲除庸懒散奢滋生的“病灶”。与此同时，必须从严格考核制度上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以科学的业绩考核和升迁机制决定公务员能进能退、能上能下，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公务员的懈怠心理和人浮于事的弊端。树机关勤勉之风，需要的不只是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