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渊源与本土诉求：从《新华文学大系》看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总第217期 Sum No. 217

中国渊源与本土诉求:从《新华文学大系》

看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经典建构

张晶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2012年以来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编撰出版的《新华文学大系》陆续问世，其建构当代新 加坡华文文学经典的意图与策略十分明确。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国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界以文学大系确立文学

经典，进而书写文学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文本经典范式的生成表达了当代新加 坡华文文学追求国家意识与华族文化特质相统一的本土诉求。正因如此，《新华文学大系》对当代新加坡华 文文学经典的建构正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在中国渊源与本土诉求之间的一种平衡。

[关键词]《新华文学大系》；新华文学；文学经典；中国渊源；本土诉求[中图分类号]133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5072(2017)02 - 0049 - 08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有关文学经典的讨论一直屡见不鲜，而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 里，随着各种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自西向东的旅行热潮，文学经典问题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 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有关文学经典的本质、性质、生成、功能以及经典化、去经典化的研究风生水 起。然而，就目前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不仅缺乏系统而深人的本土话语与西方经典 理论进行平等对话，更鲜见以全球化的视野关注中国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学中的 生成与传播。其中，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生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几代华人伴随着各自新兴 民族国家的建国史编撰与出版了上百部名目各异的华文文学选集，这些华文文学选集与新马国家 文学的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书写世界华文文学史的意义至今尚无专门研究。

一、《新华文学大系》经典建构的编撰传统

在即将进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学团体“世华文学研创会”开始策划并组 织多位新加坡本土作家与学者合力编写了一套收录165年以降新加坡优秀华文文学作品的文学

选集《新华文学大系》。这套文学选集规模庞大，预计出版包括戏剧集、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理 论集、史料集等1册，®堪称“大系”。若论词源，“大系”一词来源于日语汉字，用“大系”为系列的 文学选集命名也并非华文出版界原创，早在上世纪初日本就出版了多套以“大系”为名的日本文学

[收稿日期]216-11-01

[作者简介]张晶（1982—）女，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基金项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5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留美新马华裔知识社群的中国学研究》（批准号:

410500110)。

①目前已出版《戏剧集》上册(2012年）《中长篇小说集》上册(2013年）、《短篇小说集》（2013年）、《诗歌集》（2014年）、《散文集》上 册（2015)、微型小说集（2016年）等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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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丛书。最早将日语新词“大系”引人现代中国出版界和文化界的是时任上海良友出版社编 辑的赵家璧先生。据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中的回忆，1933年他在鲁迅先生常去的内山书店中偶然 见到一家日本出版社的新书目录，其中一套以“大系”命名的日本文学文库让他大受启发，并激发 了他要出版一个“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的念头。®此后不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套文学大 系《中国新文学大系11 一1927》就在上海问世了。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首次在 中国以“大系”为汉语文学选集命名，并在体例结构、分期策略、文本选编和编委构成等方面均自成 风格，成为日后海峡两岸三地乃至世界华文界编撰大型文学选集的典范。

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上海出版后，汉语文学大系的编撰工作曾一度中断，直到 1968年文学研究社出版了由艺莎、常君实等多人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8—1938》，意在 延续赵家璧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余光中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主持编写了三套 以“中国”或“中华”为名的“”文学大系：《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 《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170—19》（台北：九歌出版社19年）和《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贰）一一1—2003》，展现的却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新文学在地区延续的文学风貌。 中国内地在“”结束后恢复了文学大系的编撰，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4年到2009年期间陆续 出版了第二、三、四、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界编撰本土文学大系的设想由来已久， 直到2014年本土学者陈国球主编的12卷本《文学大系1919一1949》（商务印书馆2014 年）才付梓出版。放眼世界，在中国、、之外最热衷编撰华文文学大系的恐怕非新加坡 文坛莫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新加坡文人编撰的“马华”、“新马华”、“新华”各套文学大系 一直层出不穷。有的直接以“大系”命名，如方修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世界书局，1970— 1972)、《战后新马文学大系》（世界书局，1979—1983 )，李廷辉召集新加坡作家协会的苗秀、孟毅、 赵戎、周粲等人编写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71—1974)，胳明与新加坡文艺 协会同仁编写的《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华侨出版社，191 )。此外，新华文坛还有不少虽未 以“大系”命名，却有着与“大系”相似的编撰意图与体例结构的大型文选，如《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 学选集》（时报出版公司，1982)、《吾国吾民创作选》（南洋商报，1982)、《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 选》（青年书局，2010)等。尽管上文所列的各套文学大系各有其特定的时空界限，但编撰“大系”这 类兼具史料性与理论性的大型文学选集却早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界保存华文创作精品、记录华 文文学发展历程、参与华族文化建设的重要传统。

对于《新华文学大系》而言，因新加坡建国以来华文教育衰落和中华文化式微所引发的“黍离 之伤”是“世华文学研创会”编撰这套大系的根本动因，《新华文学大系》总编欧清池在已出版的诗 歌集、短篇小说集和中长篇小说集的封底这样写道：本着为了记忆，不是为了永恒的信念，我们计 划出版新华文学大系，让后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参照。本大系就是在这样的忧思中诞生的。” 对于中国与港台地区的大系编者而言，文学大系的作用在于为一个时代保留文学佳作，展现华 文文学在各区域的历史风貌，实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价值。但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 的现代国家而言，《新华文学大系》的编撰与出版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华人以华文作为文化 资本参与新加坡国家文学经典的建构，以此争取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化合法性的文化意义同样值得 关注。

二、《新华文学大系》经典建构的话语阐释

与任何文学选集一样，《新华文学大系》在遴选新加坡建国以来优秀华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潜

①赵家璧:《编辑忆旧》，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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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参与了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经典的生成。虽然《新华文学大系》在总序中宣称:“我们是从文 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选稿，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也没忽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人文价 值。我们不分流派，以宽阔胸襟，持平等态度对待各家各派的作品，不囿成见，择优而选，摈弃任何 个人情感因素”，但各种意识形态和艺术观念依然会左右大系的编选，这是任何文学选集和文学经 典都在所难免的。那么，从读者的视角看，《新华文学大系》遴选作品以及建构经典的艺术标准是 什么？又是怎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决定了这样的评选标准？

从书名上看，“新华文学大系”这六个汉字简明醒目，但无论是上文所论的“大系”，还是“新华 文学”都暗藏玄机，值得深究。“新华文学”同“马华文学”、“美华文学”、“日华文学”一样，是世界 华文文学研究界常用的简称。尽管每一个学术简称都有其特定的语境与历史，但还是常因语焉不 详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此处的“新华文学”，从字面上看，它既可以是“新加坡华人文学” 的简称，也可以是“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简称。在通常的学术语境下，“新华文学”指的就是新加坡 华人创作的华文文学，即“新加坡华文文学”。即便如此，“新加坡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 其本身也是含混和充满歧义的。中国学者周宁就曾质疑：“一、我们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新加坡 华文文学，新加坡是个地区概念还是一个国家概念？二、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起始线到底划在哪里?

是新加坡开埠以来第一篇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1919年“五四”新文动，1959年自治，还是 1965年?”①周宁先生的质疑关乎新加坡的历史，也牵涉到了华文文学的新旧之别。从18世纪 末到1959年，新加坡一直作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而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日本占领，日本 战败后又继续被英国统治），其后又有两年时间（1963—1965)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直到1965 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才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根据这个历史事实，将1965年新加坡 建国以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是世界华文文学国家文学板块中一个重要的国家级华文文学 几乎没有异议。但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自有华人居住以来，新加坡华人以华文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 是否都应算作“新加坡华文文学”呢？姑且不论这样一个假设能否成立，仅从目前学界使用“新加 坡华文文学”的通例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学界沿用“新马文学史第一人”方修先生将 “马华新文学”包括新加坡建国前华文文学的马来亚华文文学）开端放在1919年10月初《新国民 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刊出“一定数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的观点，认为“新加坡 华文文学”不仅包括建国后的国家级华文文学，也与“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共同拥有着 马来亚华文文学。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事实上都指的是 “新加坡华文新文学”，用文言文创作的旧体文学，无论思想新旧几乎都被现有的文学史和文学批 评所忽略。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马本土文学界和批评界人士就一直倡导新加坡华 人要创作反映新加坡本土色彩和社会风貌的文学，南下中国文人的南洋游记和侨民文艺的怀旧之 作自然无法人选以“新加坡华文文学”命名的各类文学选集。可见，日渐浓郁的本土意识让“新加 坡华文文学”对创作主体和创作内容都有了更加明确和细致的规范。

对照以上“新华文学”在学界约定俗成的内涵，我们再来看《新华文学大系》是如何定义“新华 文学”的？首先，《新华文学大系》以当代新华文学经典参与者和建构者的身份表达了他们直面困 难、接受挑战的决心和勇气，将为“新华文学”正名视作大系的首要任务和重要课题。“在华文文化 界内外，‘新华文学’在一定范围内似乎并不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概念，这种‘不严格’源自 其范围、传承、称谓等方面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被选择性遗忘或习惯性置之不理 后，便会累积成大面积的模糊地带。从长远意义看，这种模糊地带势必成为新华文学发展壮大，在 世界文坛发光发亮的巨大障碍。”②于是，我们在《新华文学大系》的总序和各集绪论中看到各位主

① 周宁:《侨民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试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② 王永刚:《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绪论》，世华文学研创会201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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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竭尽所能地阐释“新华文学”之义。欧清池、吕振端两位博士在总序的开篇写道:“新华文学发展 至今约半个世纪了。如果我们再追溯上去，从1919年新马华文文学滥觞算起，新华文学的发展史 已近10年了。”短短两句话可看作是《新华文学大系》为“新华文学”正名的开始，从三个层面界定 了“新华文学”的内涵:第一，“新华文学”是新加坡建国以后的华文文学;第二，“新华文学”与“新马 华文文学”乃至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具有前后相继的源流关系;第三，“新华文学”是排除了文言 文而以现代白话文书写的新文学。《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的主编王永刚则进一步从“民 族的还是国家的”、“移民的还是乡土的”、“新华、马华，还是新马华”三个维度为“新华文学”正名， 力图为新华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确立其作为“一个完全的国家级华文文学”的地位。

其次，《新华文学大系》不仅明确了“新华文学”的时间内涵、国家意义和文学属性，还特别强调 了新华文学作为国家级华文文学的性与本土性。对于“新华文学”的本土意识，《新华文学大 系•诗歌集》和《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的主编伍木这样描述：民族主义和文化认同是本土 意识的基石，在这两块基石上，新华作家在作品中努力建构属于自身的本土意识。”®他一方面引用 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作为理论参考，指出，“一个文明的社会，哪怕存在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社 群，最怕的是大家都缺乏想象，缺乏想象也就没有认同感。在社会的动员过程中，其实就是在对民 众加诸‘想象’的压力，让每一位成员都有参与感”②，以此说明“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与“社会”同 构，由不同的社群组成，又由想象而形成对社会的认同。但另一方面，伍木又对著名学者王赓武提 出“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重于母族文化身份认同”予以反驳：新加坡华人已经到了全盘或全面 断根和弃根的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一个民族如果选择断根和弃根，选择有 意识地丧失母族文化与传统的话，那他们将何去何从? ”由此可见，伍木在新华文学本土意识中所强 调的由文化认同所构建的“民族”是一个同时叠加着国家政治文化认同与母族传统文化认同、现代 与传统、在地与故土等不同时空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的想象共同体。也就是说，作为新加坡共和 国多元族群之一的新加坡华人，既应拥有效忠新加坡共和国的国家政治认同，又应保留华族特有的 族群文化记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和文化意识一开始就不是可以简单地一分为二的。在国家认同 上，新华作家的国家认同感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文化认同上，新华作家在努力创作具有国家意识 的作品之余，他们的作品也倾向于保留具有华族特质的文化色彩。”③

最后，《新华文学大系》确立了将“民族主义”这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与新加坡社会历史发展进 程、华文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有机融合的具有浓厚新加坡本土特色的话语体系，并以此作为编选作品 和制定分期的主要依据。《新华文学大系》的总序写道：“1965—1985的新华文学的主调是爱国情 思的抒发;而1986年以后到21世纪的新华文学则在一片黍离之伤的愁绪中残喘求生。”《新华文学 大系•短篇小说集》按照总序对新华文学的分期方法将所选的75篇短篇小说分别归人“1965— 185建国文学时期”和“1986—2012伤痕文学时期”，指出“伤痕文学”的命名有着新华文学的特定 语境与意义。④与《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略有不同，《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将第二个阶 段“黍离之伤的文学时期”的起点放在了 181年，而非总序和短篇小说集认定的1986年。另一本 已出版的《新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集》上册则对总序、诗歌集和短篇小说集在分期上的两段论 作了调整，将“ 165—1985建国文学时期”以1976年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建国初期，挣扎求存”与 “红潮退撒，绝处逢生”两个阶段，将1986年到1999年归为“多种题材，争辉共映”的第三个阶段。 根据以上对《新华文学大系》总体分期策略和各集具体分期方案的梳理，我们发现:第一，《新华文

①

伍木:《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绪论》，世华文学研创会2013年版，第50页。

读〈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新世纪学刊》212年第12期。

② 伍木:《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绪论》，世华文学研创会2013年版，第50页。③ 张森林:《文化慷慨悲歌，人行颠簸行走——

④ 伍木:《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绪论》，世华文学研创会213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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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系》分期策略正是新华文学本土意识这一根本话语体系的体现，即强调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 国文学”时期和强调华族文化认同的“伤痕文学”时期。第二，《新华文学大系》将1965年新加坡的 建国、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停办以及1986年新加坡最后一所华校的消失这些新加坡 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作为制定新华文学分期的关键节点，强调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与 新加坡国家以及新加坡华人社群身份认同的密切关系。第三，《新华文学大系》以明确的社会 事件来为新华文学历史分期断代的做法或许有庸俗社会学之嫌，但说明现实主义文学观在当代新 加坡华文文学创作与理论实践中依然占据主流，所谓“建国文学”、“伤痕文学”都是新加坡华文文

学对新加坡本土现实与新加坡华人身份体验的直接反映：从1965年到1980年代初，洋溢在新华 文学作品中的是爱国意识。我们看到好多描写新加坡山水名胜之美文，也欣赏到欢呼这个新兴国 家自主的好多诗篇。然而教育制度的骤然转变，造成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随着南大与星大合 并为国大，以及华文源流教育的停办，从8年代后期起，新华文坛涌现出大批充满黍离之伤的散 文、诗歌、微型小说及其他文体的作品。”®

《新华文学大系》所选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跨越半个世纪之久，是目前世华文学界编选时限 最长的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其鲜明的话语意识与明确的分期策略更是诸多新加坡华文文学选集 所不及的。自20世纪50年代方修主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并得以在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以来，编 撰与出版华文文学作品选集的风潮便一直风行新华文坛，但最早以“新加坡华文文学”命名的则是 1970年孟毅主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发行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从编选年限上看，20世 纪十年代相继问世的《吾国吾民创作选》（黄孟文主编，南洋商报182年）和《新加坡当代华文 文学大系》（胳明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191年）虽然在时间上限和《新华文学大系》一样是从1965 年新加坡建国开始，但下限又只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终止。另一套与《新华文学大系》几乎 同时编选的《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陈荣照主编，新加坡青年书局2010年）收录的只是20 世纪8年代至今近三十年新加坡当代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其缘由是因为“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 选集迄今还付诸阙如”。《新华文学大系》以165年新加坡建国作为“新华文学”的起点，又以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语言和教育的骤变作为“新华文学”的转折点，并将新加坡国家意识和 新加坡华族文化认同作为新华文学的核心价值一以贯之的分期策略和编撰意图不但清晰地呈现出 新华文学在本土意识形态上的发展与流变，而且有效地建构起新加坡华文学作为新加坡国家文学 合法性的重要理论防线。

三、《新华文学大系》经典建构的文本生成

文学经典总是被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也势必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 博弈，《新华文学大系》的出现绝非偶然，也并非孤立地存在，历史与语境、昨天和今天都必须纳人 我们对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经典建构的考量中。接下来笔者以《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为 例，通过对其所选的75篇新华小说所作的文本细读、定性分析与定量统计，进一步考察与归纳《新 华文学大系》在理论阐释之后由编选作品所呈现的经典范式。

首先，人选《新华文学大系》的优秀短篇小说既明确凸显了新加坡浓厚的本土文学色彩，又潜 在继承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传统，在本土性与中国性之间实现了一种巧妙的融合。“本土既 与一个人出生的土地有关，也与传统相关的历史过去相联系。历史上过去了的东西，一方面具有流 逝性与断裂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②《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中的乡土题材

①

欧清池、吕振端:《新华文学大系•总序》，世华文学研创会2013年版。

② 赵小琪:《当代新世代本土诗人的中国想象》，《广会科学》22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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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往往以马来亚时代贫穷落后的乡镇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如《割爱》中以橡胶为生的“黑水 村”、《再见蕙兰的时候》中离邦达市镇三英里的“邦达金矿场”、《丁香》中柔佛河畔渔业发达的“万 和镇”、《林汉钦》中客家人聚居的山陲小镇分明都是20世纪马来亚柔佛州的缩影。大系中“都市 题材”的短篇小说数量众多，®不仅全面反映了新加坡建国五十年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更生动表现 了身处其中的新加坡人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悲欢离合和命运沉浮。其中既描写了现代社会扭曲与 变异的人际关系，如《海龟的旅程》、《钟声》、《命杀》、《人间秀气》、《死谏》等，也有展现沉迷股票、 跑马、黄色文化等社会乱象的《大雨过后》、《阴差阳错》、《七彩变色龙》等，还刻画了众多新加 坡市井社会中草根阶层的小人物，如《新加坡人》、《总务嫂》、《坐牢的人》等。无论是乡土题材，还 是都市题材，这些小说均以新加坡人的视角展现了新加坡建国前后近百年历史光景中的点滴瞬间， 而上演几代新加坡人人生悲喜剧的时空舞台则既有上世纪上半叶在抗日、反殖等历史中贫穷 落后的马来半岛的橡胶园、热带雨林、海岛渔村，也有在新加坡建国后处于经济发展浪潮中的 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与旧楼窄巷并立的新加坡市井。在这些讲述新加坡历史和新加坡人故事的优 秀短篇小说中，读者既能领略“樟宜机场”、“牛车水”、“裕华园”、“圣淘沙”、“莱佛士酒店”、“新加 坡河”等新加坡的名胜风景，也不免会对小说中俯拾即是的新加坡词汇感到费解迷惑，如“巴仙” (英语汉译，percent)、德士”英语汉语，taxi)、海墘”（闽南方言，海边）、“组屋”（福利房）、 “甘榜”马来语Kampong，村庄）、巴刹”（马来语pasar，菜市场）、红毛书”英文书）。独特的景 观与混杂的语言恰恰正是《新华文学大系》希望彰显的新加坡本土特色。

但与此同时，这些在题材与语言上具有鲜明新加坡地方色彩的优秀短篇小说事实上依然在隐 蔽地甚至是无意识地向中国的文学传统致敬。上文提到的《割爱》、《再见蕙兰的时候》、《最后的义 顺村》等多篇小说都是通过“我”的叙事视角串联起童年故乡的回忆与成年重返故乡的见闻，在过 去与现在并置的双重叙事时空中凸显“我”与儿时同伴迥异的人生轨迹、强烈的命运反差，将鲁迅 《故乡》的叙事模式糅人新加坡人所熟悉的南洋风景与人事之中。《永恒的爱》中那个在海边守望 丈夫一辈子、逢人便哭诉的“网嫂”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可怜无助，而在《再世阿Q》、《幺 七》、《坐牢的人》中那些无产、滑稽荒诞的新加坡底层人物形象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阿Q的 影子。《疯人院的常客》、《命杀》等描写主人公害怕被人杀掉、吃掉的病态心理同样让我们想起鲁 迅的《狂人日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华新文学诞生发展之初，新马文艺界便一直为“马华 文艺”、“南洋文学”与“侨民文艺”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其后伴随着新马反殖、以及建国的历 次政治浪潮，提倡并写作“南洋色彩文学”、“马来亚地方文学”以及建国后的“新加坡文学”也 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马两地文学创作界与理论界的共识。甚至到了 20世纪90年代，黄锦树等海外 华人学者仍不时抛出“去中国性”、“断奶论”等极端的言论，这些观点从根本上看还是新马文化界 对新马华文文学的不自信以及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强烈焦虑。相比而言，《新华文学大系》规避激烈 的理论论争，转而以编选文集的方式对新华文学与中国性进行讨论。

其次，《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兼顾了华文文学的华族性与世界性，既表达了新加坡华 人对华文教育、华人习俗、华族精神的留恋与坚守，也展现了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关注人类命运、心 系世界安危的国际视野和人道主义情怀。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双语的实施致使华校关 闭，华文教育枯萎，新加坡华人面临失去母语和文化断根的双重危机，新华文坛也自20世纪80年 代开始涌现出大量的“伤痕小说”。《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伤痕小说1篇，整体 上看都属于都市题材小说，具体又分为如下四类:第一，讲述华人因念华校而处处碰壁的失意人生。

①对小说这样的叙事文类进行再分类的方法多样，为了清晰展现《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生成的文学经典范式，本文姑且先按

小说的题材内容将入选《新华文学大系》的75篇短篇小说分成乡土题材小说、都市题材小说和涉外题材小说三种类型。据笔者统 计，《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分别收录了乡土题材小说1篇，都市题材小说51篇，涉外题材小说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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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鱼塘填土的日子》里的“陈佩芬”从华校一毕业就失业，《我的弟弟》精明过人却因不懂英文只能

潦倒过活，《未婚人》中的“我”爱好华文文艺，却只能以家庭教师糊口并因此失去意中人，《MD是这 样选出来的》里南地系毕业的“吴善进”虽工作经验丰富、诚实守信，却最终败给负笈美国的 MBA，《画眉鸟》中华校毕业的“阿顺”只能做一个照顾老母、接送孩子、遭妻子白眼的居家男人，《钩 沉后脑勺》里“老何”从华文教师沦为大楼保安。第二，以父子两代人的冲突反映华族文化在新加 坡当代社会的式微，如《阿亮过年》中父亲阿亮对过年习俗的留恋与儿子阿明对圣诞节的热衷形成 了强烈的对比，《燃烧的狮子》里曾经的舞狮高手坚决阻止自己的儿子偷师学艺，《坐牢的人》里不 会英文却能为朋友两面插刀的“王福”以代人坐牢养家糊口，却因把儿子送进华校而遭到儿子的顶 撞和埋怨。第三，以华族文化的失落批判新加坡社会风气的败坏、人性的堕落。如《再世阿Q》讽刺 南洋阿Q进洋学堂、穿名牌、花天酒地却总是怅然若失，《七彩变色龙》中曾经写得好文章的书报行 老板占元彪为了赚钱翻印黄书，最终自己的女儿也浸染恶习。第四，展现华人文化复兴的微弱曙 光。如《芳林余韵》中年轻女孩参加公园里的华文集会，意外遇见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的老师，三 代人因为华文而聚首，《寻访沈月娘》中经商的哥哥逐渐对父亲留下的华文书籍感兴趣，《爵士、雕 像与我爸》中兄弟俩通过对新加坡历史的思考开始理解父辈人对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情感。

伤痕小说让《新华文学大系》弥漫着浓厚的黍离之悲和文化忧思，但《新华文学大系》中那些超 越华族意识，关注人类命运与世界发展的涉外题材小说更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经典开拓了新的意境。 《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中收录的“涉外题材”小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以外 族人、外国人为核心人物的小说，如《犯规的女人》中奉行在“大街上循规蹈矩，横巷里犯规取乐”人 生哲学的日本现代女性裕子，《将军泪》中南北越战场浴血奋战的南越老兵宋卡，《爱国者》中一心 想着报效祖国的阿富汗青年马尔，《不如归去》中在新加坡非法逗留艰难度日的中国劳工，《还原死 的力量》中苟且度日的印度裔老人，《军医渡边之死》中救助新加坡伤民的日本军医渡边正信，《飞 奔的卡车》中的孟加拉劳工。第二，是新加坡人在异国他乡的见闻经历，如《赤身龙门阵》中北京桑 拿房的风景，《摇篮》里“我”与儿子在墨尔本的移民故事，《两截鼓棒》中台北年轻人压抑躁动的情 绪。第三，是新加坡人与外国人的恩怨情仇，如《西安的风尘》中王一夫与西安姑娘梅向红的短暂 情缘，《何时共尝茅台》里“我”与比利时汉学家之间的恋，《高墙下》一个日本老兵重回新加坡 的赎罪之旅，《归去来兮》里新中两地华人因血缘紧密相连又因地缘而遥遥相隔的两地情。在《新 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所收的这14篇涉外题材小说中有12篇出现在1986年之后，最早的则 是1977年发表在《新加坡文艺》上的《犯规的女人》。这样的时间分布大致可以反映新加坡对外开 放的节奏与步伐，随着新加坡的崛起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可以走出国门前往 世界各地经商、留学、旅游、移民，笔下的文学素材自然也不限于新加坡本土和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故 事。而这些涉外题材小说最大的文学价值在于体现了当代新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步，出现了诸 如《将军泪》、《高墙下》、《爱国者》这些勇于跳出民族与国家的视角而站在人类与国际的高度去反 思战争、历史、人性等普遍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议题，从而为新华文学找到了与世 界文学经典对话的契机。

再次，《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注重所选作品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继 承与发扬了文学反映现实人生、匡扶正义、净化人心的批判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大胆吸纳西方现 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追求小说艺术审美品质的不断提升。从《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收 录的乡土题材小说来看，无论是在“建国文学”（1965—1985)时期还是“伤痕文学”时期（1986— 2012)，这类型小说均采用顺序与倒叙交替的叙事方式展现南洋乡土今昔并置交错的时空背景，具 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小说的主题也多集中于反映新马乡土民众贫穷苦难的人生、落后保守的 心态，从而批判殖民统治、法西斯战争和政治运动给新加坡带来的沉重历史创伤，小说《割爱》、《再

• 56 •张晶：中国渊源与本土诉求:从《新华文学大系》看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经典建构2017年2月

见蕙兰的时候》、《螟蛉恨》、《林汉钦》、《最后的义顺村》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乡土小说则从正面引 导新加坡人弘扬传统美德、构建真善美的理想社会，《薛先生》中能文能武、行侠仗义、救死扶伤的 江湖郎中、《丁香》里美丽妖艳、个性豪放、敢爱敢恨的土生华人“丁香”、《永恒的爱》中为爱守候一 生的“网嫂”，这些性格丰满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一改以往乡土小说羸弱颓废的阴柔之气; 《我的世界，我的情》中姐弟情深的手足之情、《艰苦的岁月》里华人团结拼搏、勤劳坚韧的精神更是 《新华文学大系》希望由此向华人社会传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人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 集》数量最多的都市题材小说，无论是塑造新加坡市井社会的小人物形象，还是揭示华族社会面临 的语言与文化危机，再到批判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人性扭曲的都市乱象，均体现了《新华文学大系》 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另外，《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收人的涉外题材小说也大多遵循了现实 主义的文学理念，以世界主义的情怀反映人性在战争、灾难、欲望之下艰难挣扎的复杂性，表现世界 各国人民在求真、向善、尚美道路上的共通性。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当世界各国小说都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艺术潮流的影响下朝着淡化故 事情节、表现主观世界、追求新异形式的方向发展时，新华文坛同样涌现出了一批学习与探索现代 主义小说艺术的创新者，《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中乡土、都市与涉外各种题材类型的小说 都不乏运用现代主义技巧的佳作。意识流、自由联想等主观色彩浓厚的表现手法是新华现代主义 小说最早也最常使用的技法，发表于1968年的小说《自傲与矜持》分别以“书信”、“日记”和“审判” 三种形式将女生“小倩”、男孩“英俊”和老师三人骄傲、矜持与苦闷的心理和盘托出。小说《醉了， 芒草》、《命杀》、《悲情都市》、《疯人院的常客》也都以意识流见长，其中《命杀》全篇对“我”猜忌妻 子红杏出墙、妄想医生谋财害命的那种极度恐惧与愤怒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格外真实而震撼。此外， 象征与隐喻手法的频繁运用也是新华小说师从现代主义文学的体现。《獍，有此事》全篇以“獍”为 核心意象，长毛利爪、从小与母亲隔绝并深陷“会吃掉母亲”预言恐惧之中的“獍”不仅是小说的叙 述者和主人公，而且被赋予了深刻的隐喻意义，以此批判当代新加坡华人知识精英对母族文化的疏 离与抛弃。《恶猛与鱼卵》以杂种的狼狗和混血的邻居讽刺新加坡社会盲目的西化倾向。最后， 《新华文学大系》还收录了如《牛车水的小洞天》、《蠹鱼搬家》这类表现人与社会异化与变形、充满 着荒谬与怪诞风格的现代寓言。《牛车水的小洞天》中牛车水的灰老鼠不仅会说人话，还领着“我” 到风雅古韵的鼠宫参观做客，《蠹鱼搬家》里的蠹鱼家族正经历着老蠹鱼吃方块字、蠹鱼儿孙吃钞 票的变革。

本土性与中国性、华族性与世界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是《新华文学大系》在构建新加坡 当代华文文学经典过程中生成的三种典型范式，为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在新加坡国家文化经典、世 界华文文学经典乃至世界文学经典中找到了其可能存在的价值与位置。

结语

由此可见，《新华文学大系》一方面继承了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来中国以及海外 华文文学界以文学大系确立文学经典，进而参与文学史书写的大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本土话语体 系的构建和文本经典范式的生成表达了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追求国家意识与华族文化特质相统一 的本土诉求。中国渊源与本土诉求，二者如何取舍？这或许是新马华文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直纠结 却又无法摆脱的宿命，而《新华文学大系》却以建构新加坡华文文学经典的努力意外地为这个难题 提供了另一种解题的思路和途径，实在令人惊喜。

[责任编辑池雷鸣责任校对闫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