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先行思想和命题的明确提出最早始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一书。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二战后许多国家，如日本、美国、苏联等，都把经济发展基点放到教育上，教育投资增长速度逐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质上在实行教育先行的。而正是《学会生存》一书使教育先行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且模式不同，社会发展质量各异。一是后行模式，即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再去发展教育。如英国。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虽曾一度雄踞世界，号称“海上霸主”，“日不落帝国”。但由于其鼠目寸光，看不到人才培养对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肯在发展教育上花费财力，甚至长期沿袭工业之前学校由教会管理的旧模式，由此在其进步之初便埋下了导致其衰落的内疴。这是英国百年之后由巅峰跌落低谷，霸主地位丢失，并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竞争中长期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
二是并行模式，即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教育投资多少依经济发展不同而波动。能够保持与经济发展同步就可使教育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并使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保持在较好的发展状态，如法国、比利时、瑞典、新加坡等。并行模式的典型表现在国家对教育发展保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既无对教育发展的强烈关注和高度重视，也谈不上对教育的轻视。 三是先行模式，即教育发展先于其他行业或经济发展的现有状态而超前、提前发展。在行为上，先行模式体现在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里，世界上有三个发展最快的国家：德、美、日。导致三国经济腾飞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三国早这一个世纪前就极富远见地把发展教育、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教育先行战略的提出当归功于同志 教育优先发展理论已经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但必须注意的是教育优先发展并不代表教育的盲目发展，优先发展必须适度。教育先行曾一度引起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但在有些国家却没有出现理想性的预期结果，“例如，喀麦隆从1967年到1968年把它的教育经费增加了65%，同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了10%多一点”，“例如在斯里兰卡，拿到中学文凭，学历至少十年的青年有92%无法就业”。也就是说，并不是教育投资增加越多，经济增长也必然增长越多，当教育投资超过一定的“度”后，则会引起投资上的浪费，而当一国的教育规模相对于社会需要过大或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不符时，同样会出现就业困难等问题。因此，教育先行或教育超前发展必须是适度的。同样，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也必须选择“教育适度超前发展”。一方面，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还较低，教育投入如果过大必然造成经济上的过重负担，目前看，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定在4%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远远小于求，百姓求学心切，但教育规模扩张如果过快，同样会出现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相矛盾的问题，会出现结构性失业，这对教育的长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国家领导人近期的讲话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坚持实行“教育适度超前发展”，这也是我国更加理性的战略决策。
（二）教育优先发展的客观必然性1、教育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在农业社会里，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在工业社会里，社会经济的增长则主要依靠生产资料的大量投入；而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已经相对既定的情况下，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教育的基本职能是通过科学知识的再生产而实现人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即实现科学知识与人的结合，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熟练程度，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人力资本理论对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已有了充分的论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从60年代初开始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增长因素的寻找、分析并度量各自作用的大小。丹尼森于1962年根据总体生产功能这一概念，计算出美国劳动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在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为23%，知识进展和应用的贡献为20.1%，全民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为35%。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对1960—1985年58个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平均每增加一年，可能会使GDP增长3%（这种作用要在至少接受4年教育后才逐步明显）。《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又指出，1960—198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产出与资本的弹性指数为0.4（即资本每增加1%，产出提高0.4%），而美国这一指数为0.6—0.75，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教育水平的差距。该报告得出结论：“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其他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2、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质量的重要支撑力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应仅仅是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应是一个文明而健康的市场经济。文明的市场经济，除了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运行、调节机制的科学规范之外，最根本的特征必须是市场主体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具有丰富的科技知识，懂得科学的经营管理，具有健康的价值观念、较高的道德水平、规范的竞争行为等等。教育的给社会带来的不仅是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创造力的提高，更有驱动人尽职尽责工作，为企业发展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工作态度、荣辱感、责任心、良好的个人品行和公德修养等。 西欧市场经济和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市场经济是最典型的两种市场经济和教育发展相结合的模式，他们的成功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现代教育的支撑，或者说，现代文明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教育的优先发展。就我国国民素质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现状而言，更有要求二者结合的迫切性，要求迅速和充分地发挥教育提高市场主体素质的功能，从而建立起文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教育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保障 世界发展到今天，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依靠科技文化驱动的智力系统，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已由资源、资本的竞争发展成科技、人才、智力的竞争。科技发展靠人才，人才发展靠教育。因此，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归根结底要依靠教育。科技成为经济发展动力意味着在资源、能源、劳动、科技、教育的各项投入中，科技、教育的投入越多，产品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附加值越高，经济运行中科技、教育因素利用成分越大，其社会产出也就越多，商品的辐射力、竞争力也就越强，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中国要使有限的资源转化为无限的财富，哪个在少消耗本国资源甚至不消耗本国资源的条件下创造巨额的财富，就要依靠科技加大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4、教育是摆脱人口重负、发挥人口优势的重要途径n 人口多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点，目前我国的人口已接近13亿，且仍然处于量多质低的状况，这种量多质低的人口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大负担。我国的农业长期处于劳动力密集型，农业科技得不到推广，工业产品质量低，技术含量低，技术附加值低，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得不到充分利用和有效保护，人口增长得不到有效控制，不良社会风气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人口素质低。提高人口质量，摆脱人口重负，已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但我国的人口问题既是沉重的负担，也可能是我们的一大优势，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口质量。一个高素质的人口群体则是社会发展的强大资源和巨大动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国家有五亿的文盲，我们就会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如果我们拥有五亿的大学生，我们就必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提高人口质量，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教育。正如同志所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加快教育的发展步伐，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