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研究的一种“范式”
——论《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意义
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宋代文学的研究似乎偏于冷落，但苏轼研究却是这冷落一域中的“显学”。而在这“显学”中，朱靖华教授的苏轼研究又成果卓著，且独具特色，不仅对苏轼研究，就是对古代作家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朱教授的《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以下简称《论集》）可以说是他诸多学术专著、论文精华的凝结。《论集》主要分为《苏轼论评》、《唐宋文学篇什》、《中国文学史研究》、《教学理论篇什》四个部分，其中又以《苏轼论评》一部分收录的文章为最多（约占全书三分之二）。这些文章论断精辟、理富文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书中苏轼研究方法的成功运用，为学术界研究苏轼提供了许多可以参考的经验。具体地说，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
古代作家传记、评传的大量涌现，在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这些作家的喜爱，这固然是可喜的。但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也不容我们忽视。一些作品虽然也试图把传主的形象、性格真实地再现出来，但是由于传记等文体本身特点的局限，这类作品往往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在传记中追求面面俱到而造成不深刻、重点不突出，更像是一份“记账”式的简历；另一种则是由于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而造成传主形象的“失真”，把作家传记写得更像是一部小说。朱靖华教授“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的作法成功避免了上述的不足，从而达到了不是传记却胜似传记的效果。通过阅读《苏轼论评》的九个部分，读者可以较为全面地认识苏轼思想、经历以及诗词文创作等各个方面，这比读专门的传记更
为“实惠”。
第一部分《总论》是对苏轼的概括性介绍，同时也是后面八个部分的基础。这部分收录了五篇文章。其中《苏轼传论》对苏轼的一生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这是认识苏轼“是旷世无双的全能文士”的基础。《论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一文写作时间较早（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其写作目的是针对有些人说苏轼是“典型的投机派”、“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手法”、“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等谬论为苏轼“辩诬”。但可以肯定本文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其“辩诬”的功能，而是在于真实地分析了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一系列事件中思想态度的发展变化。这篇文章应该与紧随其后的《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结合起来看，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苏轼思想变化的始末。苏轼之所以要“反对”新法，是因为他看到了新法的诸多弊端，后来司马光上台执政为了恢复“祖宗之法”，对新法“务尽去”的做法也是苏轼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在很多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苏轼只是要反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而不是要彻底废弃新法，他要“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就是为什么苏轼后来又受到“旧党”排挤的原因。通过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思想的比较，这里面的复杂关系便一目了然了。
第二、三、四部分分别是对苏轼诗、词、文创作的研究，是苏轼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中《诗论》部分选取了苏轼诗议论化、理趣化、“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苏轼的诗风、和陶诗等特点加以论述。《词论》部分主要围绕苏轼对词史的贡献进行论说，对苏词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文论》部分则是以苏轼在北宋诗新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为核心，把苏轼在宋代散文发展中的贡献展示给读者。另外，还对苏轼非常著名的前、后《赤壁赋》的题旨进行分析，让读者在看到这两篇赋形式之美的同时体会到它们的内蕴之美。
《思想构成论》部分重点就苏轼思想“自己构成自己”这一特点加以分析。苏轼在儒、释、道三种思想的影响下走出了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思想道路。他的这种“自己构成
自己”是由他的“野性”个性、“实用”、“高怀远独”和“高风绝尘”的人生审美理想几个要素构成的。苏轼思想“自己构成自己”经历了集构阶段、解构阶段、建构过程三个阶段。文章指出他建构起的自由自适的思想体系是由“思无邪”和“无待”两种理论构建起来的超越性人格的体现。
苏轼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与苏轼的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苏辛词派”的出现也是苏轼对词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影响论》部分所收的两篇文章正是针对苏轼词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而论的。《行踪论》部分则对苏轼在密州和儋州的思想、经历以及功业进行研究，从而把苏轼一生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梳理清楚。《苏轼研究论》和《史迹考论》两部分收录的虽然都是一些“边缘”性的内容，如序言、书评、研究综述、史迹考证等，但也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苏轼研究的内容，学术价值同样不可小视。
这九个部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样的研究对于校正当下浮躁的研究风气应该说有莫大的好处。学术研究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中国古代的作家研究也是这样，只有将其方方面面都研究到了，才能得出客观、全面、准确的结论，那种“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研究方法看似聪明，其实是经不住时间的检验的。朱靖华教授“用学术论文为东坡作传”，不仅还给我们一个真实、清晰、生动、深刻的苏东坡，同时也建立了苏轼研究乃至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一种“范式”。
二、注意把苏轼放在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论述，尤其重视苏轼在文学史中有开创性的贡献。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脱离文学史存在，尤其像苏轼这样的名家，只有将其放在文学发展史上去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清其历史地位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苏轼对词的突出贡献之一便是对词体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以诗为词”上。《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一文不但从时代的需要和文学本身发展的趋向两个主要方面分析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划时代意义，而且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苏轼“以诗为词”对词体带来的根本性变革：首先，从题材内容方面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承袭“花间词”描写闺情怨别、风花雪月的，题材比较狭窄。苏轼的词则在吸收婉约词长处的同时，把许多原本只属于诗的题材引入词中，从而“一洗绮罗香泽之气”（胡寅《酒边集序》），丰富了词的题材内容，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其次，从创作形式上改造了词体体例的各个方面。苏轼不但在词的字句、读法、格局上突破了传统词的固有格式，还把诗序、用典等本来属于诗的技法用于词的创作。另外，苏轼在词中化用古人诗句、创作“集句词”等做法都是他对词体革新的具体表现。再次，冲破音乐束缚，促成词体。通过上述几个方面“以诗为词”的实行，苏轼完成了对词体的改造。苏轼对词体的这些贡献对南宋词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坡历史性地为词创立新范式》一文把苏轼对词的历史性贡献总括为五个方面：一、从词曲渊源上寻找立法：“微词婉转，盖诗之裔”；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的需求下，创制了豪放词，从而丰富了人性情感的要求，制衡了天地自然、男女阴阳矛盾的失重，实现了“刚柔相济”相统一的情感观和人生观；三、苏轼以其“真吾”之情，置身在词生活中，即以生命写词；四、苏轼主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要求“体兼众妙”而风格多样化；五、苏轼倡导声律韵数的“天籁”观，词作要以意畅词达为主，是个不歌碍文，文不碍歌，必要时可冲破音乐曲谱的束缚，甚至大胆进行创制新乐。而《苏轼的豪放词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一文则着重对苏轼豪放词在词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定位。苏轼开创了豪放词，不仅使词开始容纳新题材、新思想，而且在词的表现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也创造出了许多成果：创造了艳科文人词从未有过的英雄形象；苏轼是词史上第一个着重在词中创造和刻画多种“气象恢弘”、雄浑博大场面和意境的作家；苏词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可以说苏轼的豪放词是词史上一次力挽狂澜、维护健康传统的大胆实践，
为词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苏轼的影响在《影响论》一部分里也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仅以苏轼对辛弃疾等词人的影响为例。《也谈苏辛词派》针对从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苏辛词派”是否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苏、辛词基本特质的相同方面：一、“野”、“狂”个性的契合；二、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共同悲鸣；三、在道德观、人格观结构上有着共同信仰；四、“以气为词”是苏、辛创作的共同特征；五、“豪放”是苏、辛词的共同艺术特征；六、“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苏轼和辛弃疾拥有这六方面共同的主张，把他们归为一派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样，不但“苏辛词派”是否存在的问题迎刃而解，他对这一派词人的影响也一览无遗了。
《论集》对苏轼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作重点剖析，并且注重对作家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的论述。可见，《论集》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客观分析了苏轼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就事论事，或是将其看作是一个孤立文学天才。这样，就拓开了视野，摆正了思路，将对苏轼文学成就的研究导向了正确之途。
三、对作品和现象的分析注意把握其产生的深层原因。
对一篇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学现象的分析，不能只看到表面现象、体会表层的东西，而是应该挖掘它产生或存在的深层原因，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本质。《论集》正是把这一点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文论》部分中的《前、后〈赤壁赋〉题旨新探》对这两篇千古名赋的题旨进行了探讨。苏轼在黄州的作品与他此时特殊的境遇和心态有关。待罪黄州的苏轼一方面哀怨宋神宗被谗佞包围，“尊主”的报国壮志难酬，另一方面他借古喻今，讽刺宋神宗和变法
派在边事战争中急功好利、丧权辱国。在这种心态和思想的支配下，苏轼创作了这两篇赋。苏轼是待罪之身，而又想吐露心中的想法，所以只好使用“托事以讽”的隐晦手法，这正是找到二赋深层题旨的突破口，是把握苏轼创作动机的关键。苏轼用曹操来影射当朝权臣和乱政的典型，而英勇善战、有勇有谋挫败曹操八十万大军的周郎则是苏轼所要称颂的。联系时事，苏轼显然是以周瑜自比。但是，这篇赋的意义并不止于此。苏轼善于将生活实践升发为人生哲理，具体在《赤壁赋》中就是对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山、水、风、月，结合着对历史、时势的认识和看法，形成他高超的“变”与“不变”的理论，作为他精神慰藉的思想支柱。他把自己的高洁品格与大自然的造化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从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文章进一步指出，《后赤壁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情趣与前《赤壁赋》基本一致，只不过是前《赤壁赋》侧重于人生哲理的阐发，而《后赤壁赋》则偏重于艺术想象的渲染，是苏轼在创作前《赤壁赋》之后意犹未尽、不能不为的。
又如对苏轼诗风的概括。这主要体现在《诗论》中《苏轼早期诗中的人生思考及其追求“高风绝尘”的审美趋向》、《论苏轼诗风主流“高风绝尘”》、《论苏轼晚年诗词中的“野性”》三篇文章上。苏轼诗风以“高风绝尘”著称，这似乎无可厚非。因为苏轼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都标榜“高风绝尘”的风格。但是，苏轼为什么会追求这种风格的问题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科学的论断。《苏轼早期诗中的人生思考及其追求“高风绝尘”的审美趋向》一文便揭示了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文章提出，“苏轼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社会思想统一体”，因此必须把苏轼置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首先，从北宋社会时代的大气候看，北宋朝廷处于一个内忧外患都很严重的时期，新政、变法都无济于事，苏轼带着满腹才气却“无力回天”。其次，从苏轼的家庭环境看，苏轼虽出身于“布衣”之家，却自幼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而传统思想的教育又与苏轼的性格有着一些冲突。再次，从苏轼的个性思想及其孕育历程来看，苏轼早年便对《庄子》喜爱有加，同时还对佛教的经典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样，在他出仕之前便“已经熔铸
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于一身”。入世之后，苏轼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他产生了很多疑虑和困惑，如对一般人生世俗追求的怀疑，对官场的否定，对尔虞我诈的人事关系的厌恶，对英雄圣贤的崇拜发生了某些疑虑，对“书生事业”和传统世俗“理想”的怀疑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苏轼“把其由悲愤忧思所产生的愤世嫉俗之情上升为超越于个体与时代矛盾之上的历史意识，使之通向他独特的人生理想。”这样，我们可以说苏轼“高风绝尘”的审美追求是他“高风绝尘”精神气质的外化。至于苏轼晚年对“野性”的追求，这是他经历了一生宦海沉浮之后对一生进行反思，追求一种老成的风格的体现，显然也是有着复杂的背景的。上述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只有深入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才能为一种现象找到它产生或存在的根本原因。
这些研究，不仅使用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方法，也贯穿着从文化深层来透视文学艺术的现代思想，可谓是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的有机融合。
四、重视文学史上一些经常被忽视的细节问题，挖掘其中的内在原因和规律。
所谓细节决定一切。在论述许多细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视一些历来被我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以苏轼研究为例，我们常说苏轼的思想是儒、释、道兼容，并且把三种思想的精华熔铸在一起，形成自己具有超越时代性的思想体系。但是，苏轼的这种人格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成又有怎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却常常被我们忽视。《反思与建构——论苏轼思想的“自己构成自己”》一文就深入到苏轼思想形成的过程，把苏轼“自己构成自己”的思想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集构阶段”是指苏轼的少年和初入仕途时期。这个时期是苏轼以其自身的主体性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并逐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阶段。“解构阶段”则主要是苏轼在经历王安石变法引出的许多贬谪、排挤、打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轼开始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他开始对“故我”进行解构，从而构建一个“新我”。首先是对儒家思想的反思和解构。由于现实经历与儒家
传统信条不断发生冲突，苏轼对这些信条进行了不断的再认识、再修正，从而赋予儒家思想以现实意义，并上升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另外还有对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反思和解构。苏轼一生学佛，但是他一直以理性的精神来审视佛家的思想，他一生喜欢读道家经典，但是却能看到道家思想的缺点。这样就使他随时根据自己的处境来调整这两种哲学思想在自己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建构阶段”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苏轼把对人生的反思和哲学思想融合在一起，确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而塑造出一种“高风绝尘”的、具有超越性的人格。可见，苏轼思想构成的这个复杂过程是不可忽视的。
又如，关于苏轼豪放词的一些细节问题。首先，关于苏轼豪放词数量多少及应该如何评价苏轼为数不多的豪放词，是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问题。有些学者甚至由于苏轼的词以婉约作品居多，豪放词数量少而否定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性和对词史的贡献，这显然是有所偏颇的。针对这个问题，《论集》中的《苏轼的豪放词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一文首先用数字说话，证实了苏轼的豪放词在总体词作中数量较少的事实。根据朱靖华教授的统计，苏轼“一般豪放词约79首，其中较典型的豪放词有30首。单以典型豪放词而论，即占总词数282首的十分之一强。”显而易见豪放词在苏轼的词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词就不重要。苏轼的豪放词并不是在不经意间“偶尔为之”的。恰恰相反，这些词是苏轼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和酝酿才创作出来的，是有深刻用心的。他是把自己的雄心壮志，报国情怀，反世俗、反潮流的革新精神等诸多因素融入词的创作中，从而开创了有别于婉约词的豪放之词。另外，我们常说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词，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词，他的词风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豪放。朱教授在文章中结合史料考证出“苏轼与嘉佑元年赴京师应举时，已经有了词作。”此后又进一步指出苏轼在嘉佑八年创作的《华清引》“表露出作者以史为鉴、力求改革的强烈企望”。“这首词表露了苏轼怀古感旧的报国襟怀，并在词格上初步摆脱着艳科脂粉的羁绊。”这样我们才清楚了苏轼创作豪放词的大致起始时间，为描述苏轼豪放词创作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基础。可见，对这些细节问题的梳理和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最后还要提一下书中看似与苏轼研究无关的三个部分，这也应该属于苏轼研究的“细节”。《论集》中的很多看似于苏轼研究关系不大的文章，其实正是对苏轼研究的一种“细节”性的补充。例如，在《文论》部分中有一篇《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如果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能结合《中国文学史研究》部分中的《中国寓言的产生及其特征》、《谈中国古代诗体寓言》等文章一起读，收获将会更大。我们甚至可以说，之所以《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一文能对苏轼的寓言艺术把握有力，正是得益于朱教授对中国古代寓言有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他的文章如《唐宋古文运动的阶段性及其质的区别》、《论苏味道与三苏》、《论宋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等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苏轼研究进行了丰富和充实。至于《时代呼唤具有学术品格的文学史》等文则以敏锐的眼光深刻地分析了目前文学史撰写的得与失，为后人指出切实可行的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苏轼研究的一种拓展。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朱靖华教授的苏轼研究不仅仅取得了一般意义上的丰厚的学术成果，在某这意义上说还为苏轼研究建立了一种“范式”。这种“范式”的特点就是以传统和现代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对苏轼一生的政治经历、学术思想、文化人格和文学成就进行系统的学术考察和分析，将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将其人格发展和文学成就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且注重各方面的“细节”研究，力求给出一个准确、丰富、全面而又深刻的苏轼的形象。应该说，这样的研究“范式”，对于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的研究，也是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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