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与“文人无行”

第２０卷第３期　湖　南　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０１．２Ｏ．ＮＯ．３　Ｍａｖ．２　０　０　６　２　０　０　６年０　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潘岳与“文人无行＂　萧立生　（湖南大学出版社，湖南长沙［摘４１００８２）　要］“文人无行”说由来已久，其前提为儒家品文模式“文如其人”。潘岳成为“文人无行”代表人物纯属偶　然。・・文人无行”现象揭示了封建社会丈人人格被肆意扭曲和无情蹂躏的悲剧，文与人的矛盾普遍存在。而透视潘　岳人格系统自身的矛盾，则发现文与人又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肯定“无行”文人情辞俱佳的成功之作，既是时文　学创作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向善之心的褒扬。　【关键词］文人无行；人格；矛盾；潘岳　【中田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ｏｏ８～１７６３（２ｏｏ６）Ｏ３一Ｏ１１６一Ｏ６　Ｐａｎ　Ｙ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ｙｉｎｇ　ｏｆ“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ｎ　Ｉｓ　ｏｆ　Ｎ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ＸＩＡＯ　Ｌｉ—ｓｈｅｎｇ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ａｙｉｎｇ　ｏｆ“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ｎ　ｉｓ　ｏｆ　ｎ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ｉｒｒｏｒｓ　ｔｈｅ　ｗ“ｔ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ｏｕｇｈ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ｎ　ｏｆ　ｎ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Ｐａｎ　Ｙｕｅ　ｉｓ　ｂｙ　ｎｏ　ｍｅａｎ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ｎｅ．Ｓｕｃｈ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ｎ　ｉｓ　ｏｆ　ｎ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ｗａｎｔｏｎｌｙ　ａｎｄ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ｒａｖａｇｅｄ　ｒｕｔｈ—　ｌｅｓｓｌｙ　ｉ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Ｂｕｔ　ａｎａ—　ｌｙｚｉｎｇ　Ｐａｎ　Ｙｕ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ｒｅ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Ｈｅｎｃｅ，ｔｏ　ａｐ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ｗｉｔｈ　ｎ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ｕｐｈｏｌｄｓ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ａｎ　ｉｓ　ｏｆ　ｎ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ａｎ　Ｙｕｅ　潘岳一生命途多舛。不幸的生活经历，催生出　问题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后世言“文人无行”，几乎都　要牵扯到潘岳。在对潘岳的“无行”作出探讨和分析　之前，有必要先对“文人无行”之说作些勾勒和论述。　现存文字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可能要算孔子。　但是孔子论及这一问题时，是持两种态度的：“有德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孔子　了他的许多真情充溢的作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　选》以潘岳为“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　然而，作为西晋诗坛的一位杰出诗人，潘岳既有投绂　敛衽、守拙归田的高节，又有谄事权贵、望尘而拜的　劣行。潘岳的文与人是矛盾的。但是，潘岳的文与　人的这种尖锐的对立，又很难简单地归于“文人无　行”的现象。潘岳文与人相矛盾的背后，隐含着丰富　的历史的社会内容。同时，他的文与人的矛盾又不　是绝对的，也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一认为有德行之人，必然会有著述言语流传下来，这是　肯定文和人的协和一致的一面。但孔子又说，有文　字著述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是肯定文和人又有　相矛盾的一面。孔子作为儒学的始祖，他的这两句　话在此后儒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产生的　巨大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孔子在指出文与人既矛盾　又统一的同时，他是侧重于主张文与人相统一的。　矛盾的提出　“文人无行”之论，由来已久。潘岳竞成为这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Ｏ一２Ｏ　【作者简介】萧立生（１９６６一）。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文学硕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３期　萧立生：潘岳与“文人无行”　ｌ１７　这样孔子强调先修德行，然后著文章。孔云：“弟子，　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学而》）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观　点，成为后来文德说的源头，并形成“文如其人”的批　评准则和品文模式。亚圣孟子“养气”说则是对孔子　这一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把文与人一致的要求延伸　评似乎不多。魏晋之抵比较通脱，受儒家思想　束缚少，评价一个人往往注重他的才情、个性和姿　仪，而较少拘囿于封建道德的善恶标准，如晋室叛逆　桓温、桓玄在《世说新语》中依旧光彩照人，王敦也是　如此。南朝萧梁惟刘勰于潘陆小有微词：“潘岳诡祷　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文心雕龙－程器》）而　梁简文帝萧纲，更是一反儒学传统，提出“立身之道　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　到文学批评领域。不但“立言”需要加强道德修养，　“知言”也须如此。扬雄继承孔孟之说：“‘君子言则　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日：‘以其绷中而彪外　也。”’（《法言・君子》）也强调加强著文者的道德修　养。扬雄还进一步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文如其人的观　点：“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　矣。”（《法官・问神》）此后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典论－论文》）所谓“气”，即指人的个性、　气质。文章的风格不同，是因为作者的个性、气质不　同，这是肯定文与人的一致性。陆机也指出文风与　人的个性的联系：“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　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文赋》）韩愈也说：“仁　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还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水　平高了，文章自然也就写得好：“气盛，则言之短长与　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气”即指个人道德修　养。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指出，文潜“其文如其　人”。范开《稼轩词序》认为：“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　意必远。”李贽在《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中论证了诗　之格调与人之性格的一致性：“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　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　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　奇绝。”“文如其人”的理论，正是“文与人的矛盾”提　出的基础，也是“文人无行”说提出的前提。“文如其　人”作为儒家传统的品文模式，主要是针对“有文而　无德”这种情况的，因而特别强调文人要检点自己的　言行，加强道德的修养。儒家“文如其人”的观点，作　为一种为文和处世原则，在今天仍然有其道德约　束力。　有了“文如其人”这一儒家为文和处世准则，自　然会有诸多儒礼之士来维护它。这样“文人无行”的　批评也就自然产生了。　最早从文与人的角度对潘岳人格提出批评的，　可能是北齐的颜之推。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说潘岳　“乾没取危”，尽管是从明哲保身的观念出发，评价还　是公允的。对潘岳人格的讥议，潘岳时代的人可能　也有一些，阎缵所云“世俗浅薄，士无廉节”（《晋书・　阎缵传》）即是主要针对潘岳等二十四友，但此类批　公大心书》）的骇世之论，把文与人割裂开来。萧纲　此言除为官体诗开出一条大道外，也自有其积极作　用的一面。如果从文学艺术技巧的探索来说，“文章　且须放荡”的观点对于打破传统、大胆创新，是很有　意义的。当时宫体诗在声律等诗歌艺术技巧方面的　“好为新变”，不能不说也是受了这一观点的鼓舞。　这已是题外之言，然而萧纲的“放荡”之说，无形之中　是对文与人的矛盾的合理性的正面认可，既然文不　必如其人，则人们也不会太计较某人的文与人的如　何不一致了。在北朝，儒学的地位要牢固一些，因此　颜之推对文人的轻薄之行多所针砭。颜之推之后，　唐房玄龄等所编《晋书》，于卷五十五的论赞部分，即　明确指出潘岳华丽的文辞与低劣的人格的矛盾：　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前史俦于贾谊，先达　方之士衡。贾论政范，源王化之幽赜；潘著哀词，贯　人灵之情性。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　濯美锦而增绚。混三家以通校，为二贤之亚匹矣。　然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由Ｉｌ，乾没不逞　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　赞日：岳实含章，藻思抑扬。趋权冒势，终以　罹殃。　（《晋书》・卷五十五）　至于文中以挟弹盈果为潘岳人格之瑕疵，卢文　昭《钟山札记》已予以纠正，二文对照，可以看出《晋　书》编者甚至卢文昭实际上都有因后世文人多浪荡　之风而作的臆测，也可以说是古代“文人无行”的折　射吧。录之如下：　《晋书－潘岳传》云：“岳美姿仪，妇人遇之者，皆　连手萦绕，投之以果。”此盖岳小年时，妇人爱其秀　异，萦手赠果。令人也何尝无此风？要必非成童以　上也。妇人也不定是少艾。在大道上，亦断不起他　念。至岳更无用以此为讥议。乃史臣作论，以挟弹　盈果与望尘趋贵相提并论，无乃不论！　（《世说新语・客止》第７条余嘉锡注引）　唐史家对潘岳有所褒贬，而唐代诗人却似乎于　潘岳及其诗文多所好感，大量运用有关潘岳及其诗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１１８　湖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正　文的典故，如“潘果”、“潘令”、“潘拙”、“潘县花”、“潘　舆”、“华省”等。并对潘岳仕宦不达、久沉下僚的处　境深表同情。如：“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孟　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傲慢见　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　（《颜氏家训》，下引同）　颜氏所论虽未尽得当，如以屈原“露才扬己，显　暴君过”，但基本上还是有所根据的。只是颜氏分析　浩然《晚春卧病寄张八》）“莫道少年头不白，君看潘　鬓几茎霜。”（杜牧《途中逢故人话西山读书旱曾游　览》）总之，唐代以前，潘岳基本上还是以文学擅名。　而至金元好问诗出，潘岳便成了“文人无行”的典型。　文人为何多陷轻薄则显然不得要领。颜氏认为，文　人薄行，是因为文学创作这种特有的富于冲动和激　其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　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　其一）　元诗将高情《闲居赋》与安仁跪拜路尘并提，仿　佛将潘岳的人格与文格置于聚光镜下，其文之高情　与人之卑劣，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元好问将这一　反差表现到了极致，后之评说，无过于此。潘岳成为　“文人无行”的代表人物纯属偶然，其实中国古代文　人中较潘岳更甚者也不在少数。　二矛盾的普遍性　尽管儒家理论强调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张　要“文如其人”，但事实上，封建文人中的绝大多数性　格有缺陷，人格存在污点，节操有过动摇。“文人无　行”，从深层意义上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文人人格被　肆意蹂躏的悲剧。封建儒家理论中的“文如其人”的　要求，“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韩愈《答　李翊书》）等途径，根本无法解决文与人的矛盾。导　致“文人无行”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在封建制度的恶　劣土壤中，生长不出人格的绿树，绽放不出个性　自由健康发展的鲜花。　文与人的矛盾，或者说文人无行，在整个封建社　会，实在是一种普遍现象。且看封建社会文人对自　身阶层的较为清醒的认识：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　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　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　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　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　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　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　孔融、称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廪，扇动取毙；阮籍无　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　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　情的活动，使文人变得易于好高骛进，狂傲自负，因　而忽视了节操。创作激情和忽于操守是没有必然联　系的　文人易于清高自许，孤标傲世，倒是实有其　事。但是文人清高孤傲，不是创作和激情导致的，而　是社会的污浊、世情的冷暖造成的。颜氏犯了以现　象代本质的错误。　颜氏谆谆诫子：“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　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似乎颜氏自己　可以不预无行文人之列了。然而颜氏也很难说就是　保全了名节。颜氏一生，先为梁臣，继仕北齐，又屈　身北周，北周亡又转为隋臣，一生历仕数朝，于儒家　忠义之道有悖。颜之推内心肯定也不是滋味，所以　搬出孟子之言来为自己辩护：“不屈二姓，夷、齐之节　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　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虽是乱世君臣无常，且　圣人有言在先，颜氏心里终究不平静；几易其主，似　乎也只能尽量避免下面这种尴尬的境地：“陈孔璋裁　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蛇虺。在时　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　息之。”在封建的巨网中，文人很难有保持　人格的自由和可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士人学子，首先要绝对忠于君王。此　外尚有层层官僚，也须顶礼膜拜，趋附巴结。否则只　能一生穷愁潦倒，寂寂以生，默默以死。　潘岳之谄附杨贾，以至望尘而拜，傅璇琮对此评　价较为允当，以为当时文人要求得仕途上的发展，不　得不“卷入贵族、豪门、权臣、悍将纷繁而惨酷的斗争　中”。西晋诗坛著名诗人陆机、左思、刘琨等，无一幸　免。陆机著《豪士赋》谏止齐王，云：“知尽不可益，盈　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可谓颇识去留之分。　然黄犬往返，终不归吴，华亭鹤唳，复得闻乎？至令　史家叹日：“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晋书・　陆机传》）左思是颜之推以为“有盛名而无过患者”，　但是左思的文与人也是极矛盾的。左思趋附贾谧，　预二十四友之列，无非也是想藉此获得仕进之阶。　而左思诗乃云：“高盼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　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干钧。”（《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３期　萧立生：潘岳与“文人无行”　ｌ１９　史》之六）张华“甘心恬淡，栖志浮云”（《励志诗》），竟　以贪位被杀。刘琨兄弟，亦并入二十四友。就连盛　唐之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难免有“朝扣富　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经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虽粪土王侯、敝履功名，却也有“仰天大笑出　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　狂喜。　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　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妓绝色，牧恣心赏。牛　相收街吏报“杜平安”帖子，至盈箧。后以御史　分司洛阳，时李司徒闲居，家妓为当时第一，宴朝士，　以牧风宪，不敢邀，牧因遣讽李，使召己。既至，曰：　“闻有紫云者妙歌舞，孰是？”即赠诗：“华堂今日绮筵　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袖一　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座客莫不称异。大和　末，往湖州，目成一女子，方十余岁，约以“十年吾来　典郡，当纳之”，结以金币。洎周墀入相，上笺乞守湖　在封建下，文人的人格和个性多是扭曲的，　病态的。潘岳交恶于孙秀，在封建社会文人士子的　交往中，也不算咄咄怪事。社会的污浊，人情的浇　薄，官僚的狡狯虚伪，往往使天真的文人变得孤僻任　性、傲慢无礼。南朝谢家三人可说是一个典型：　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从人，两抱雏矣。赋诗　曰：“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　（谢）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以啸咏自高，未　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　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此其大概一二。凡所牵　系，情见乎辞。　（《唐才子传》）　曾写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　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　卒。”诸将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虏将军刘建修治马头　“身无彩凤双飞翼，一ｔｌ，有灵犀一点通”等咏情名句的　李商隐，也以涉足风月获讥于世，被视为“浪子”、“名　城池自率众入涡颍，以援洛阳。北中郎郗昙以疾病　退还彭城，万以贼盛致败，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　单归。　教之罪人”。（《韵语阳秋》卷十一）行为的轻薄放荡，　必然牵涉到诗的评价。杜牧“东风不假周郎便，铜雀　（《晋书・谢万传》）　太守孟颤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颤曰：　“得道应慧业，丈人生天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　后。”颉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　春深锁二乔”二句，曾被评为“吴门市上恶少年语，此　等诗不作可也”。（《消寒诗话》）“松寺曾同一鹤　栖”，（《吴礼部诗话》）被人理解为同一妇人宿。李商　隐“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尤为轻薄　坏心术”。（《岘佣说诗》）　以上是从封建社会制度看，文与人的对立是较　为严重的，“文人无行”中包含的文与人的矛盾，在封　傈身大呼，颛深不堪，遣信相问。灵运大怒日：“身自　大呼，何关痴人事。”　（《南史・谢灵运传》）　柘尝诣胱，胱因言有一诗，呼左右取，既而便停。　柘问其故．云：“定复不急。”以为轻己。后柘及弟祀、　刘讽、刘晏俱候胱，胱谓曰：“可谓带二江之双流。”以　嘲弄之，柘转不堪。于是，构而害之。　建社会是普遍的，难以缓和或消除。　当然，若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作为精神现象的　主观的文学作品，与作为客观的现实的作家个体，其　问的乖离，也几乎不可消除。因为艺术总是在表现、　（《南史・谢胱传》）　谢万因疏狂而贬为庶人，大小谢则均因狂傲无　追求理想，抒情文学尤其如此。而完美的理想的人　格也因时代而异，于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人　类将永远存在。这种文与人的乖离，不在本文论述　范围。　礼而招杀身之祸。相对而言，潘岳一生倒要谦恭柔　顺得多。　社会的压抑、仕宦的失意，也使很多文人放纵温　柔乡里，无视名节，以求得某种慰藉。杜牧《遣怀》一　诗，可说是这类生活的写实：“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　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三矛盾在个体中的统一　文与人的矛盾是普遍的，但不是绝对的。它们　杜牧曾著《孙武子》、《守论》、《战论》，有经济之略，之　所以如此颓放，杜牧诗中“落魄”二字作了解答。看　得出杜牧内心是充满自悲、懊悔等苦涩滋味的。关　之间也存在统一，这个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创作个体　的作家的性格（或人格）系统之中。　弗洛伊德说：“最根本的诗歌艺术就是用一种技　巧来克服我们心中的厌恶感。”（《创作家与白日梦》）　荣格说：“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　于杜牧的浪荡生活，《唐才子传》有详细记载，文人的　狂傲放浪，于此可见一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１２０　湖　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正　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的心灵说话。”（《心理　的观点，艺术就是表现理想，表现人类的理想人格。　学与文学》，下引同）两位心理学大师的上述观点，可　说是殊途同归。荣格否认创作过程中“个性”的参　与，认为“个人色彩在艺术中是一种局限，甚至是一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也基本上可以得出同样的结　论。而作为个体的创作者，他的人格必然是多重的，　他的性格是个存在着多种矛盾的系统。在这个矛盾　种罪孽，仅仅属于或主要属于个人的‘艺术’，的确应　的系统中，文和人就取得了相对的一致性。文人作　家总是习惯把自己人性的美的一面表现出来，一般　该被当作神经症看待”。似乎荣格是否定创作个性　的了。但从他下面这段话看来，并非如此：“植物并　不会沾沾自喜于宣扬自己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不是土壤的产物，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自身包含着自　身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质上与土壤的性质没有任何　关系，同样的道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个性特征也是　与生俱来而不取决于外来的因素。人们几乎可以把　它描绘成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他把人仅仅用作一　种营养媒介，按照自身的法则雇佣人的才能，自我形　成直到它自身的创造目的得以完全实现。”诚然，人　若越媒介之位欲生产“艺术品”，则只能造出没有生　命的“塑料植物”。看来荣格只是强调艺术的特性，　强调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进入“角色”，以避免生　硬捏造、做作的毛病。由此可见，荣格所谓“超越个　人生活领域”，也就是超越艺术家作为个体的“不良　品行——残忍、自私和虚荣”，而“以艺术家的灵魂向　全人类说话”，也就是以超越自我个性缺陷而变得完　美的心灵和全人类的向善之心沟通。　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家与常人一样，都作着“白日　梦”，其“白日梦”也是羞于启齿，说出来没意思或是　令人厌恶的，但是创作家却用一种技巧来克服这一　不足，弗洛伊德将这种技巧解释为两种方法：“作家　通过改变和伪装来减弱他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　质，并且在表达他的幻想时提供我们以纯粹形式的、　也就是美的享受或乐趣，从而把我们收买了。”其实　用伪装包裹出来的“白日梦”，也即文学作品，很难有　多少真情的流露，因而不能算是成功的艺术作品，不　会深深打动人心。因此弗洛伊德的“伪装”说，倒不　如荣格的“超越”说更接近艺术本质的真实。　二位大师的理论，都有其局限。他们都认为个　体的创作家是“市侩”、“利己主义者”，这多少反映了　资本主义社会拜金思想对人性的扭曲。凑巧的是，　荣格还在重复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颜之推的观点，　认为艺术家的自私、虚伪等诸多缺陷，导源于他们的　创作冲动或激情。无论颜之推，还是荣格，他们都无　法认识到艺术家心灵的扭曲变态，乃是埋没人性的　社会制度造成的。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上述观点，看得出都是承认　艺术作品与作者之间是矛盾的。但是他们观点中又　都隐含了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内容。按荣格　中国古代就有过人性善恶之辩，持两端者有之，　折其中者有之。其实可以不必争论人性之初是善是　恶，作为群居的社会中的人，不论他人格如何卑劣，　他都应该有向善的一面，在他内心里必有善恶斗争。　一心向恶者，则已经异化为禽兽、恶魔，不再拥有　“人”的名称。凡是人，内心里都有理想的人格的胚　芽，都有其美好之处。如此，文人作家挖掘人性中的　美好的一面，加以歌颂和表现，就不是虚情假意，而　是有真情注人的。当然他的作品的美好与他内心阴　暗的一面又是矛盾的；矫情之作确实有，但没有绝对　矫情的艺术作品。矫情之作视其矫情轻重程度，自　可判别其艺术的高下。一部分文人将内心的邪欲、　丑陋大肆宣泄，自然也是体现了文与人的一致，然而　又是与他内心一角尚存的良知相矛盾的。由此可　见，文与人的矛盾和统一几乎是同时存在，只承认矛　盾，或只承认统一，都与事实相背离。　确立了这一辨证观点，再来看潘岳的文与人的　关系，就不会只看到矛盾，还可以看到其中统一一致　的地方。　潘岳的人格是矛盾的。潘岳既有仗义之言，又　有忘恩之举；既谄侍权贵，热中功名，又喜好闲适、希　企隐逸。隐逸尽管对当时的潘岳是理想，而不是现　实的出路，但是潘岳的向往隐逸，又是特定的环境和　时代背景下的真实情感。隐逸确实不是潘岳的一贯　思想，而是时不时出现在潘岳意识中的一种强烈情　绪。潘岳的《秋兴》、《闲居》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有　失意的情绪，悲观厌世的情绪，以及由此导致的隐退　的情绪。而这情绪恰恰就是文学创作的沃土。郑振　铎说：“这个疆界（指文学的疆界——引者注）的土质　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　美，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　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插图本中国文学　史－绪论》）情绪一般不会弄虚作假地出现于人的意　识中。潘岳尽管一生贪求功名，好进不休，但不能认　为他在仕途屡屡失意，甚至险遭不测之后，产生的退　隐之心是虚伪的，装腔作势的。　林语堂对隐逸思想的剖析颇有识见：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３期　萧立生：潘岳与“文人无行”　１２１　对田园生活的崇尚渲染了整个中国文化，今天　出。甚至可以说，潘岳的抒写儿女私情尤其是抒写　的和学者谈及“归田”总认为它是上策，是生活　的所有可能性中最为风雅、最为老练之举。这种时　尚如此之风靡，以至即使是最为穷凶极恶的政客也　要假装自己具有李白那样的浪漫本性。事实上我觉　哀情的作品基本上是文如其人的。潘岳开“悼亡”　（悼念亡妻）诗题之先河，其悼亡诗情深意挚，对后代　影响很大，而沈德潜由人及文，认为“安仁党于贾后，　谋杀太子通与有力焉。人品如此，诗安得佳”，这显　然是因人废文的偏激之论。至于为日本学人兴膳宏　得他可能也真会有这样的感情，因为他毕竟是中国　人，他知道生活价值。每当深夜，他推窗凝望满天星　所指摘的黄昏再娶，不仅在古代于礼无悖，在今天看　斗之时，幼时学过的诗句便会涌上心头：“终日昏昏　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　生半日闲。”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祈祷。　（《中国人》）　对潘岳来说，隐逸之志，是在黑暗窒息的环境中　对阳光和空气的追求，是对无边的压抑的一种消极　的反抗。隐逸的思想固然也和民族文化有关，但更　出乎人的本性。潘岳的悼亡诗赋多是情真意切，这　是潘岳诗赋为后人所喜爱的重要原因。凡是表现人　间真情的，都会打动人心。明吴讷云：　然其中有安仁《秋兴》、明远《舞鹤》等篇，虽曰其　辞不过后代之辞；乃若其情，则犹得古诗之余情矣。　于此益叹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远；古诗赋义，其终不　泯也。　（《文章辨体序说》）　即是肯定潘岳《秋兴》等赋有真情实感为充实内容。　为远祸保身而规避一些现实内容，或曲意迎合　上层统治阶级，是造成文与人矛盾的一个原因。在　高压政治和统治之下，文人胸中即使满是牢骚　忧愤，在诗文中也须，难免心口不一。潘岳　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文‘人作品遵循了如　下突围路径。一是有意隐晦其词，寄慨遥深，如阮籍　《咏怀诗》。这一方面虽然也有助于诗的兴寄手法和　含蓄风格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晦涩艰深、难以　卒读之弊。二是把题材局限于某一狭窄领域，如儿　女私情。西晋诗风整体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即　是如此。宫体诗的发展，也可说是文人找到了一个　较为安全的突破口。尤其是当皇上也有此癖好时，　宫体诗更是风靡朝野，盛极一时。而宫体诗流行的　齐梁时期，实际生活中对艳情的追求，实在看不出比　后代更热烈。但是潘岳的大量抒写哀情，除了难免　受西晋诗人为回避政治现实而局限于儿女亲情的整　体诗风的影响之外，他个人生活的极为不幸，更是一　个重要原因。正因为潘岳还有切实的生活经历为基　础，他才得以在西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文　流中，拔出于众多诗人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潘岳在　这方面的文与人的乖离，才不至于像张华的那么突　来也完全合情合理。潘岳的黄昏再娶与其悼亡诗的　情真意切并不相矛盾。　纵观陆机一生，是悲壮的。而从潘岳的一生来　看，虽然最后也因小人孙秀陷害致死，落了个悲剧终　场，但却是悲而不壮。潘岳的“文”也正好具有这种　悲而不壮的风格。这也算是“文如其人”吧。潘岳又　可为古今一大痴人，一痴于仕宦，二痴于儿女私情。　痴情如潘岳，难怪有“情深之子”之誉了。斯人也而　有斯文，唯情深之子，始有情深之文。这样，在潘岳　文与人的矛盾背后，终于又找到了二者的一致之处。　四　结　语　文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二者也有　统一吻合之处。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册里，某些人格　存在瑕疵或行为有过污点的人确实也留下了一些名　篇佳构，心灵的挣扎和灵魂的折磨有时恰恰还起了　催化剂作用。知人论世，用辩证法的观点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来透视文与人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在　评价品行与节操上有大瑕疵之人的艺术作品时，不　致因人废文。同时，面对“无行”文人情辞俱佳的成　功之作，肯定其中必有真情流露，既是对艺术创作规　律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向善之心的褒扬。　［参　考　文　献］　［１］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２］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３］林语堂．中国人［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　兴腊宏六朝文学论稿［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　【６］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７］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　［８］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Ｍ］．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９］　何文焕．历代诗话［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１０］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１１］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２］荣格．心理学与文学［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７．　［１３］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