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党校李胜茹在全县妇女干部培训班上的课件

2005年11月

什么是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的世界思潮，它已经成为全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联合国的性别发展指标体系，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性别平等及平等机制的建立。它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上提出，是【北京行动纲领】中多次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在这次会议的欢迎仪式上，总在欢迎词中首次提出：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社会性别意识与主流化。社会性别意识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的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分种族、性别和年龄、阶层。它将不同的阶层、种族和性别看作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剥夺了某个阶层和性别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就是剥夺了其它阶层和性别的权利。它倡导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免除压迫的平等关系。

社会性别意识的内涵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出发，重新审视和反思现存的两性关系和性别规范，清理和消除两性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壁垒和障碍，扩大男人女人的选择性，促使男女两性的全面健康发展。它完全不同于传统上的性别等级关系：把一些人看作高贵的，把另外一些人看作低贱的，把某个性别看作尊贵的，把另一性别看作卑微的，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来使另一部分人增进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它具有思考的品质：既不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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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纳一切现存的性别规范，也不一概排斥一切传统的性别规范，而是放在是否促进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尺度上来衡量，凡是有碍于人的发展的就丢弃，凡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就保留。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减缓我国日益加重的差距，增加社会的稳定因素。差距的测量一般采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单位，它将社会各种收入分为五等分，最高的等分和最低等分之比为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0.4通常作为国际上监控差距的警戒线。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十分脆弱，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向，1978年为0.16,1988年为0.382,1996年为0.42，1998年为0.46。中国20年来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迅速走向两极分化，超过了美国0.41、英国0.3、法国0.327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贫困人口的增加，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结构的下层，社会就会成为高风险社会，几个偶发事件就容易导致大乱。而在贫困阶层中妇女占到70%，由于妇女所担负的传统角色，所从事的大量低薪或无薪的劳动，收入水平要大大低于男性。据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城镇女性的收入是男性的70%，农村妇女的收入仅是男性收入的59%。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收入增加与降低，将意味着差距是加剧还是减缓。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意义将是巨大的。

2,有利于减轻人们的心理压力，增进人们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自杀率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据世界银行疾病负担研究，1990年的中国自杀是第五个最重要的卫生问题，自杀对人造成的损害大于传染病、癌症及心脏病。我国的自杀死亡人口在全世界自杀死亡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惊人的。

1990年我国总自杀死亡率高达30.3/10万人，其他所有国家平均数仅为10.7/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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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字显示，自杀率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他国家的平均自杀率男性高于女性，世界上男性的自杀率为17.2%，高于女性3.6个百分点。我国恰恰相反，女性的自杀率18.4%高于男性5.7个百分点。女性的自杀死亡率相当惊人，我国为33.5/10万人，而其他所有国家平均数仅为7.1/10万人。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为最，不仅远远高出城市妇女，也远远高出城市及农村男性，从1990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高达17万人之多。在中国社会中，自杀被视为一种没有退路下逃脱痛苦的方法，是承受压力走向崩溃的结果。从性别角度可以看到，中国的女性群体承受着比男性群体更大的压力，从性别与阶层的角度来看，农村妇女群体承受的压力最甚，改变痛苦的退路最小。

3,有利于减少性别比例失调，增进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一直存在着强烈的性别偏好，这种性别偏好在计划生育之前，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生育一直到生了儿子获得满足。而在实施计划生育之后，常常会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有了女儿就不能再要儿子，于是为了要男孩，就把女婴丢弃掉。大量女婴的溺杀，使女性的出生权利从生命的开始就被剥夺，还使得自然界原本平衡的性别比例出现了失衡，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调查中，男性人口是65355万人，女性为6122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4123万人。有的县性别比例失调相当严重，高达100：130,按照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将有相当数量的男性到了适婚年龄不能结婚。它将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性骚扰、性犯罪、性暴力，影响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安定。

4,有利于提高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应当看到，作为执政者和执政党面临的社会问题非常复杂，可以说是空前的问题和空前的挑战，有些问题比如问题、政治改革问题，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有些问题如农民负担问题、差距问题等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妇女问题、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一般难以对社会形成直接的破坏力，却是社会发展的巨大隐忧。犹如50年代后期出台的人口，在短期内难以看出不良后果，却是80年代以来成为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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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口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巨大而难以消除的障碍。其实，作为一个由各个阶层和各种群体构成的社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这里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掩盖矛盾和压制矛盾，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执政者。一种是正视矛盾和问题，从长计议，化解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促进社会的持续和协调发展。后者显示出执政者的水平和能力及社会责任感。对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会显示出执政者的远见卓识，以及促进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意识。我国性别平等的状况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

如何评估中国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水平和状况？这是性别问题能否提升为公共问题的前提条件。

我们面临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估结论：一种是中国妇女地位太高了，没有问题。这种看法是用某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的参政比例就业比例作为参照系，凡是高于它们的指标就是地位高的标志。1994年中国的女是21%，而美国只有10.3%，日本只有6.7%，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390美元，而日本与美国均超过了两万多美元，中国妇女地位已经超前了。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发展与妇女地位是正比关系，经济发展程度高，妇女地位就高，经济发展程度低，妇女地位就低。既然，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妇女地位已经超过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还有什么必要通过公共来调整呢？从历史来看，应当说我国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在世界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正如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促进妇女权益，鼓励她们参与、投入经济和社会改革诸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一个具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和人均收入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十分了不起的。过去50年间，中国妇女的识字率已经翻了一番多达到1992年的70%；而预期寿命比男人增加的更为迅速，从1970年的平均60岁到1991的平均70岁；妇女的入学率也比男子增加的更快，从1979年到1988年期间平均每年递增5%；到1990年，妇女已在总劳动力中占有45%的份额，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在官方机构中妇女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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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30%左右。……

另一种结论是中国妇女地位依然有许多问题。这种看法是将女性与男性在教育、就业和参政等方面进行比较，发现男女两性无论在公共资源、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不平等，需要公共予以关注并提升到层面来解决。后一种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考察不同国家性别平等指数的方法。

1995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设立两项测定男女不平等的指标，一项是性别发展指标（GDI），这是对人文发展指标的调整，分性别测定健康知识收入情况；一是性别权能测量（GED），即分性别测定就业、在专业和管理岗位上的份额及议会席位上的份额。（加方框：人类发展指标测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基本能力方面的平均成就，包括三个方面：1、预期寿命，表示人们是否过着长久健康的生活，请注意这里不是考察医疗技术的水平，而是考察医疗技术如何保障人们很好地得到医疗方面的服务。2、成人识字率和总入学率，测量人类所受教育的情况，即国家使用多少财富提高国民教育程度，使人们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力。前两项指标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公正程度。3、人均收入，测量人们是否过着象样的生活。应当说，人文发展指标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度量，也不是对幸福的度量，而是对人们获取的基本权能的度量。如果人们具备了以上三种基本选择便可能得到其他机会的选择。•人类发展的内容和指标的确定，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认识，是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遵循这一模式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就会付出较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收益。）

这里是１９９４年衡量性别发展指标的几组数据：

收入比例 预期寿命 成人识字率 小学中学大学总入学率 性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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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展指数

瑞典 41.6 58.4 81.1 75.4 99 99 79.3 76.7 0.919

芬兰 40.6 59.4 79.6 71.4 99 99 100 90.6 0.918

中国 31.2 78.8 70.4 66.7 70 88.2 70 88.2 0.578

伊朗 14.9 85.1 68 67 55 74.5 61.3 73.6 0.611

日本 33.5 66.5 82.5 76.4 99 99 87.5 83.5 0.6

蒙古 38.5 61.5 65 62.3 74.8 87.4 62.9 56.2 0.596

由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从教育程度来看，在经济发达国家，男女之间的教育差别已经消失，甚至出现了总入学率女性高于男性的现象，在日本、瑞典和芬兰总入学率女性均高于男性。由此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程度就越高，两性之间的教育差距就越小。此外，还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教育相关，国际的趋势是：国家向每一个适龄儿童提供一份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从而杜绝了教育上由于家庭投资而带来的性别差别。在经济发达国家女性就业上的困难，导致女性的学习时间高于男性。

在发展中国家整个教育程度要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女性的教育程度又低于男性，有着十分突出的性别差异。中国在教育资源上，女性低于男性18个百分点，蒙古低于男性13.4个百分点，伊朗女性低于男性11.7个百分点,中国在教育上的性别差距比起蒙古和伊朗都要高出4-7个百分点。1999年国家统计局出版了【中国的女人和男人—性别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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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性别统计了我国男女的教育程度，在这些数字中令人吃惊地发现：凡是人类需要丢弃的东西，女性都比男性多。比如文盲，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有8506万文盲，女性占71%，是男性文盲的2倍以上。凡是人类需要拥有的教育资源，女性都比男性要少，而且越是稀缺的教育资源女性拥有的就越少。1997年，女性接受中学女性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是42%,男性是58%；女性接受大专大学教育的比例是37%，男性为63%。

教育程度的高低，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讲教育是步入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教育程度越高，潜能开发的可能性越强，个人的自主选择性就越大；反之，教育程度越低，就会大大增加步入社会的难度，个人的选择性越小。对于国家来讲，要推进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实现农业社会向称是社会的转变，就需要大量用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技能的劳动者，当大多数女性不具备相应的教育程度，就会制约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从收入比例来看，各个国家女性的收入都明显低于男性。甚至在教育程度女性高于男性的国家，女性的收入都要比男性低。瑞典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17.8个百分点，芬兰女性比男性低18.8个百分点，日本女性最甚比男性低33个百分点。在这里可以看到，亚洲的儒家文化对日本妇女的影响远远不同于欧洲新教对北欧国家的影响。即便是北欧国家也依然未能消灭收入上的性别差距。教育程度女性低于男性的国家，性别之间收入差别程度亦有很大的弹性，伊朗的收入性别差距最大，女性低于男性70.2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女性的收入只是男性的1/3,在穆斯林国家中妇女的经济地位相当的低。蒙古的性别收入差距较小，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23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日本女性的收入性别比率。中国的性别收入差距居中，女性收入低于男性47.6个百分点，比起瑞典芬兰高出30个百分点，比起蒙古高出24个百分点，比起日本高出14个百分点。是属于性别收入差距十分突出的国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性别收入的差距并没有随着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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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我国1992年人均收入为470美元，2001年人均收入为 元。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指出：1990年—1999年，在业妇女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却明显拉开。1999年城镇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农村男女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从收入的分布来看，城镇从业妇女年收入低于5000元的占47.4%，低收入的女性比男性高19.3个百分点，而年收入高于1.5万的女性为6.1%，中等以上收入的女性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

收入是人们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一定的收入水平才能保障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当女性的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男性时，乃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时，就会导致女性的贫困化，而女性的贫困化又会殃及子女。此外，会强化对于男性的物质依赖性。此外，女性收入水平的降低，又会影响到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目前，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仅要看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女性占到人口的半数，她们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增强，就会提高我国人均收入的指标和经济实力。

在这里，性别发展指数越接近1,男女平等程度就越接近，反之男女平等程度差距越大。从性别发展指数来看，瑞典和芬兰都超过了0.9以上，男女平等程度相当接近，但女性均低于男性。中国男女平等程度不仅与北欧相差甚远，而且与日本、伊朗都有明显的距离。中国在130个国家性别发展指标的排序是71位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应当说，中国性别平等程度并不乐观。

这是1990-1994年的一组性别权能测量指数：

女占比例（94年）女议员比例（94年）女级比例（94年）90年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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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占男性比例

美国 16% 10% 15% 68%

日本 0 7% 6% 9%

芬兰 16% 39% 39% 32%

瑞典 34% 30% %

伊朗7% 0 4%

韩国1% 4% 4%

中国 8.8% 21% 6.9% 30%

这组数据表明，位于北欧的芬兰和瑞典性别权能指标最高，多项指标都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规定的30%的临界线，女与女议员的比例相当，成为当代世界妇女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旗帜；在世界上具有超级大国之称的美国，在性别权能指标方面除了行政管理一项高达68%之外，其它宏观和高层决策部门，女性的比例均为10-15%上下，大大逊色于北欧国家；日本和韩国都属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但是90年代的性别权能指标都没有超过10%，属于女性参与权能差的国家；中国总体来看落后于欧美，而又较为领先于一些亚洲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掌握决策权的权能部门，女性的比例高达20-30%，比如为21%，公务员女性占1/3。而在决策部门特别是高层决策部门，女性的比例均在10%以下，将排在130个国家的80多位，同样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应当说，在决策和领导岗位上性别权能指标隐含着许多发人深思的隐忧。而我国女代表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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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向为国际社会称道，近年来在国际上的排名也在一路后移。1994年，中国女名列12名，1997年名列16名，2000年名列20名，2001年排名24位。照此下去，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后移趋势，我国在国际社会上女性参政的优势10-20年以后将会完全丧失。

通过以上不同国家性别数据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男女在收入、教育和权能方面的完全平等，但北欧国家性别发展指标在0.9以上更接近这一目标，中国性别发展指数为0.578距这一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第二，经济收入高的国家有助于男女健康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男女接受教育差距的缩小，但是并不必然导致性别发展及权能指标的自然增高。换句话说，经济收入会影响性别发展指标，但并不必然决定性别的发展以及性别差距的缩小。因此，假定经济发展妇女就一定发展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一种亟待破除的神话。第三，用生物决定论来解释男女在教育、收入和权能方面的差距，缺乏说服力。在我国乃至世界范围曾经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男女的社会差异基于两性的生物差别。不错，两性的生物差别是两性存在的物质基础。但是，生物构造相同的女性在不同的国度 、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却有不同的命运。同为女性在北欧就可以广泛非常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在伊朗和阿富汗就被排除在经济社会生活之外。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两性的教育、社会参与、经济参与等方面的差距呢？

社会性别是导致社会性别差异的根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用来解释和分析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她们认为：人类社会不仅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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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还有社会性别制度，不同时期的社会性别制度是不同的，有的性别角色是多元的，有的是二元对立性别分层的，就像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一样。人类的早期是母系制，以女性为单位构建从妻居以女性传承的家庭结构，女性可以用有公共权利，氏族社会拥有对于女性的生殖崇拜。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父权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性别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个时期的社会性别制度有两项核心内容，一是性别分工，一是婚姻制度。性别分工制度 首先将社会分为公领域和私领域，所有的女性都是不能参与政治和公领域的管理，女性从原先的公领域退回到家庭之中。这种情况属儒家文化和穆斯林文化表现最甚，女人决不可以从政，一直要男性长子即位。而在英国历史上皇位在没有男性即位的情况下，可以出现女王。在私领域—家庭中又分为内外，男性主外：读书、做官、种田、挣钱，男性的角色定位于养家活口、拥有决定权处于支配地位、获取社会地位和声望。女性主内：生儿育女、做家务、照顾家人，女性定位于关怀和照顾人的、以家庭为重心的、善于辅佐和服从的角色。这种性别分工制度与阶级等级一起构成阶级等级的双轨制，延续了几千年。这种按照性别分配权力、角色和责任，经过一代一代的制度化，对于男女的行为模式及地位带来深刻的影响。这一分工制度造就了男性对权势、武功和财富的崇拜，也造就了女性对于权势的恐惧，而与社会生活隔绝，延续着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同时，使男性特别是贵族男性拥有更多的权力、财富和地位，而女性只能从男性手中获取权力、财富和地位，形成男主女从的格局，女性不得不把自己的职分降到次要的从属性的角色。

应当说，近一、二百年间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性别分工制度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女性已拥有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相当数量的女性接受教育、参加经济和政治活动，从前面的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末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男性特别是城市里的男性，也逐渐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但是，女性以家庭为主、男性以挣钱为主的男外女内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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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不同男女工作时间分配的数据（占总工作时间的百分比）：

国家 年代 总工作时间 女 性 男 性

SNA N-SNA SNA N-SNA SNA N-SNA

韩国 1990 45 55 34 66 56 44

美国 1985 50 50 37 63 66 34

芬兰 1988 51 49 39 61 36

平均 49 51 34 66 66 34

资料来源：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

这是中国男女两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比较： 画图13

85%以上的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个小时。

以上的时间分配数据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女性2/3工作时间是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女性的角色是以家庭为主；男性2/3的工作时间从事的是有酬的经济活动，男性的角色是以挣钱为主。无论是中国还是经济发达国家家务劳动以女性为主的格局依然存在。而且在我国还有半数以上的民众赞成这种性别分工方式，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妇女回家的呼声就会高涨。甚至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政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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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出让妇女回家去的议案。至的关注是性别分工是作为制定公共的依据提出来的。可见性别分工的观念在我国之根深蒂固，并未成为过去和历史。

婚姻制度 指的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汉族家庭结构，有三个特点：1,以父系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以父为中心的家庭体系明显突出了代间尊卑主从关系，传统中国家庭的主 从秩序优先排序如下：

第一优先：辈份关系（即长辈优先）

第二优先：年龄关系（即长兄优先）

第三优先：性别关系（即男性优先）

从这样的优先排序关系出发，父亲的权威最大，年轻媳妇自然排在末位。这样的父亲家庭表现出来的自然是强化父亲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2,父居：女性结婚要到丈夫家居住，改随夫姓，并照顾丈夫及其公婆及孩子，不能赡养自己的父母。由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从娘家到婆家的婚姻迁移，娘家给女孩子的投资不能得到回报，而获益的却是另外的家庭，势必强化女孩子是赔钱货的意识。在家庭养老为主要模式的农村，生育男性可以养老送终，自然会强化重男轻女的观念。3,父系：以父传子、子传孙延续家世。父系家世的传递，包括姓氏、财产和名誉的传承，以及父系脉络的延续。在这个延续父系香火的意义上，男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父系延续的驿站，同时又是父系家庭财产的继承人。可以说，这种婚姻制度强化了要男孩的性别偏好。

这种男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近现代以来受到极大冲击，我国的【婚姻法】规定了一系列男女平等的立法，如男女双方结婚可自由选择任何一方所在地定居，男女均可继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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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等。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结婚后已经取消了使用丈夫的姓氏。特别是在城市男女双方的自主选择性大大增强。但是，应当看到男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的根子并未拔掉，特别是在农村依然不断得到复制。我们在河北省青龙县搞了一项调查，了解男女双方婚姻居住地的选择，结果发现根本没有选择，女方结婚一定要住到丈夫家，只有在没有儿子的前提下，才可以招婿。而且，户籍登记制度和土地调整方案都是肯定和巩固从夫居的，而排斥任何其他的选择。这种男婚女嫁的模式，非但一个县的个别情况，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具有普遍性。一旦违背了这一婚姻制度，就会受到惩罚。地方主管部分不予上户口和分配公共资源。

在当代中国，性别分工与男婚女嫁是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构成了传统性别规范的主干，对于男女的角色、责任、教育、能力、资源分配、权力分配、社会评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因果相连的性别运作循环。

在环环相扣的性别运作链条中，第一个链条是女孩的生命权：她是否可以来到世界上。男性中心的婚姻制度导致了对男孩的偏爱，在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子女的数量受到严格的，在要女孩还是要男孩的“你死我活”的选择中，溺杀女婴成为农村中经常发生的现象。

第二个链条教育资源向男性倾斜。在农村，鉴于家庭投入与收益的现实原则，鉴于两性的角色和责任，家庭不愿意为女儿在教育上多投入，而更渴望男孩接受教育。结果导致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在城市，男女接受教育已经普及，上大学已经成为家长对子女普遍愿望，但女孩子是否要读很高的学历，却往往会三思后行，而男性却会无所顾忌地向高学历发展。

第三个链条是选择不同的性别职业。由于女性往往定位于照顾人照顾孩子的角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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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往往与幼儿园、护士、保姆、服务员等相联系，而且要承担主要家务。而男性更倾向于高收入、高科技、高地位的职业。导致男女的社会声望、权力和收入不同。

第四个链条导致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评价：男人适合干大事，女人适合料理家务；男人刚强、勇敢、果断、顽强，女人柔弱、爱哭、情感细腻。对于男人的社会评价要低，对于女性的社会评价要低。

第五个链条导致女性的社会贡献化：男性常常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强的，就会被人们视为自然是强的。女性必须证明自己是强的，否则就是弱的。（例子：长江三峡一代有一对夫妻都是引航员，两人的引航证一新一旧。女引航员只有出示引航证，才能证实自己的职业。红军奶奶怎样消失的？）

第六个链条导致女性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化。拥有同样实力的女性比男性被认可发现的机会少，得到社会认同的少。又会反过来强化传统的性别观念。

由以上的性别分析可以看出：现存的所有社会性别差异都可以从二元对立的性别制度中找到解释。凡是性别发展指标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性别制度更接近男女在机会和权利上的平等，性别传统角色更趋于模糊，角色和责任更呈现出多元化，而且这些国家在积极推行有利于男女全面发展的；凡是性别发展指数差距大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性别制度包含更多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婚姻制度的因素，在默认传统的性别分工，而不去通过积极的来改变。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性别与阶层、地域、城乡交织在一起。一般说来，生长在城市的家庭富有开明的女性，往往拥有更多的机会与资源。而农村中的贫困妇女却处于城乡阶层和性别的三个交叉点上，是机会和资源最为匮乏的群体。因此，在关注性别发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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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关注和改善农村妇女的处境。

其实，人们往往对此传统的性别分工及男婚女嫁是缺乏意识的，乃至许多的领导干部也缺乏这种意识。于是，往往不自觉地进入一种怪圈：一方面倡导妇女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倡导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另一方面在制定分房、分配土地使用权时，又在强化性别分工和男婚女嫁。因此，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

要突破传统性别分工和男婚女嫁的思维模式，创建新思路：

1, 以【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指导。促进婚姻定居中的男女双向流动，允许男女结婚后自由选择在任何一方定居。这将对瓦解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建立新的时尚：在社会养老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女儿同样可以为父母养老送终。淡化一定要儿子的性别偏好。户籍管理部门不应难，而是开放路灯。同时改变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中，比如住房、土地使用权，或者分红中按照性别分配的规则，确立新的分配规则，比如根据结婚时间排队，比如根据职务和工龄等。资源短缺的情况男女共同分担，而不是以牺牲女性的利益为代价。对于一切妨碍落实婚姻法的土应当予以废除。当然，在农村改变这一婚嫁制度，面临的传统势力和阻力相当大，但不是不可以挑战的。20年前的计划生育实施起来可以称作天下第一难，现在经过多年的强制性，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关键的是决心和勇气。

2,要倡导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社会和分担家务，扩大所有男人和女人的选择性。这一意识和观念需要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儿童时代的性别平等教育，公识教育，家政课程的两性共享；比如，媒体广告的设计要塑造多元化的男女形象，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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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教科书的重新修订；比如，就业中的反性别歧视立法出台等等。

3,重新反思和认识女性生育的价值和男性在育儿中的作用。为了调整仅仅将育儿看作女性的事情，日本和美国确立了父母假。呼吁父爱在教育儿女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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